在纪录片《成长》中，时代特征与校园文化表象

近代教育学之父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提出的著名教育观点“只有受过一种合适的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一个人。”

教育对于人的影响与改变是毋庸置疑的，它关乎于民生大计，于国家、民族而言更是重中之重。国家基础教育体制与教育内容紧紧牵动着国民生活，对于校园生活的记录拍摄就是用影像的形式书写一个时代的教育史。

如何成为更好的人是教育亘古不变的永恒话题，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教育观念与教育体制面临着转型的巨大挑战，如何培养一个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成为了当下中国教育面临的首要问题。

显然单纯的知识传授已然不能满足学生的普遍成长需求，短期功利的应试教育时代已经被更为全面的人文、艺术、社科类教育所替代。

现代教育是均衡且多元的，打破“分数至上”的单一评价体系，向全方向、综合的素质与品德教育，着重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帮助学生完成对自我和人生价值的追求，给孩子自由成长的空间。

在“育人”与“育才”二者间“育人”更为根本，培养符合时代特征、兼具知识与能力的人才更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求，成为国家进步、民族复兴、人类文明发展的首要推动力。

呈现在导演眼中成长本身即是缓慢、浪漫且极具美感的。小学阶段的校园生活是天真无邪、自由自在的，正如作品中所呈现的那样，在素质教育和“双减”政策的积极号召下，现代小学教育更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健康成长。

在学校教育中提升艺术类、科技类、心智类课程比重，昭示着以选拔考试为主的“唯成绩论”时代已经悄然过去，教育与成长无关成绩和胜负，德智体美劳全学科教育旨在打开孩童对世界的初步认识，对梦想的探索，以及人生发展方向的无限可能。

中学阶段的校园生活是忙碌、充实而青涩的，从踏入校园的第一步开始，孩子们便要学着面对一场人生大考——高考。 从此开始，一切行为仿佛都带着时间限定。高考在无数影视剧中都是残酷的，面对高考人人都如临大敌，但是当导演真正融入中学课堂后发现，高考对于中学生来说只是按部就班的中学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青葱年华中，不只有枯燥乏味的学习和紧张的考试，还有倔犟又热忱的伙伴们；生活中除了堆积如山的教材、试卷、复习资料还有朝夕相伴的老师和同学。大学是成长成人、接触社会前的最后一座象牙塔，大学从根本上说，应该是师生共同熏陶文化、洗涤心灵、启迪智慧的地方，莘莘学子受校园文化的熏陶，接受知识的洗礼，在书的海洋中自由徜徉。

高等教育课堂是什么样的，课堂以外的大学生活又是什么样的，这是纪录片《成长》大学部分着重刻画的内容。

在纪录片作品《成长》中以小学、中学、大学三个阶段的学生为拍摄对象，聚焦教育与成长议题，以丰富的人物群像，细腻精美的画面和平缓悠长的节奏，向观众传递了时代背景下青少年的理想化成长面貌和校园生活影像。

纪录片从产生至今一直保持着与人类社会极为密切的联系，人物之所以能够成为纪录片所关注的对象，这是因为人始终是艺术作品中最永恒的题材。

选择合适的拍摄对象于成就一部纪录片来说尤为重要，甚至可以说是纪录片的核心。

教育类题材纪录片大多选择一个或几个性格特点较为突出的、极具故事性的人物作为拍摄主角。

特殊的个体化影像记录虽然更具故事性，但任何单独个体取样都不具备普遍代表性，一两个个体无法代表整个群体，在教育类纪录片中更是如此。

例如张同道导演的电影纪录片《零零后》，作品从《小人国》中截取了两位核心主角池亦洋和柔柔，对二人进行长达12年的跟踪拍摄，二人的家庭条件、成长环境都与中国大部分零零后孩童有所区别，成长过程更是不具有广泛代表性，绝大多数零零后依然在为小升初、中高考而焦虑，池亦洋和柔柔早已选择了海外留学的道路，这些差异都使两位主角无法背负《零零后》这一厚重而庞大的片名和影片想表现的零零后一代人的成长主题。

而《成长》要探讨当代教育理念与少年成长间的关系，必然不能局限于某个人物的特殊成长经历，及教育对个体人物的影响，于是导演选择将镜头聚焦于有普遍性、有代表性的大众群体形象。

近年来，随着观众期望和审美需求的不断提高，纪录片作为一个高度复杂、微妙和不断发展的影视艺术独特表现形式，从小部分受众眼中的“阳春白雪”逐渐走入大众视野。

受众的不断扩大推动着纪录片行业的飞速发展，电影、电视纪录片早已不只再满足于对真实的简单记录，创作者和观众对于纪录片美学也有了更高要求，审美和情感因素的大量融入使纪录片创作呈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纪录片一词始于英国电影导演、制片人约翰·格里尔逊，但事实上，如何对纪录片进行完整定义，纪录片类型如何界定，纪录片美学怎样发展等问题，众说纷纭。

正如电影理论家保罗·沃德指出的那样，我们根本无法提出一个可以概括所有纪录片的定义来解释所有纪录片类型及其变体，这正是因为它是一个边界模糊的开放概念。

美是文学、艺术作品的最终追求，纪录片同理，不仅包含创作者对世界的认识和思考，又包含创作者的艺术审美追求。

中国纪录片自诞生之日起便与古典诗词的韵律和美感有着紧密联系，诗意纪录片作为一种实验性表现形式，更是将纪录片的重点从对现实生活的真实表现转移到诗意的自由、非传统的叙述结构和更主观的表现形式上来。

中国诗意纪录片在构思与表达方面都与其他类型纪录片有所区别，通过声音和视觉图像创造节奏，借鉴诗歌的抒情技巧，对这些抒情技巧进行融合，在多种表现形式之间渗透，更有效地利用纪录片这一媒介进行思想和感情的传达。

1983年中国早期纪录片作品《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以唯美的影像镜头和贯穿始终的诗化解说词配合，将长江与运河宏伟的自然地理现象和风土人情进行描绘，成为中国纪录片诗意模式的开端。

对纪录片进行诗意化处理，并不是追求一种终极的真实性，而是在纪录片范式中探索多样审美体验的一种手段。

记录生命的真善美是诗和纪录片创作共同追求的真理与永恒。纪录片《成长》中导演聚焦现实环境下的少年成长主题，结合碎片化的诗意表现形式，在作品中不仅强调内容美，反应理想化的校园学习生活状态，更追求形式美。

不仅仅是创造令人愉悦的视听体验，更要求作品有内容、有力量；将对诗意美学的追求与主观内容表达相结合，承担起记录时代特征、反应社会现实的历史责任与历史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