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生命虽然短暂，却无愧于时间

林克/文

“财富如草尖的露珠，生命如风中的残烛，这就是无常啊，你看我今天好好的，也许明天就不在了。他一生行善积德，灵魂一定会往生天界的……”

万玛才旦导演猝然离世的消息传来，有影迷将这段《静静的嘛呢石》台词截图发表出来，一时传遍微信朋友圈。人们以这样的方式为其送别，感慨导演的处女作竟然为自己的命运埋下了谶言。万玛导演离世时仅仅53岁，正逢一位创作者的黄金时期，他离开得如此仓促，到现在都让人无法接受。

我突然第一次感到导演这个职业是让人羡慕的，肉身虽然不存在了，但是他的生命却伴随着每一帧的画面得到了无限的延长；又自欺欺人地想，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中，他或许依然笑眯眯地坐在片场，只是无法再和此岸的我们相聚。

一

电影学者王小鲁是万玛才旦多年的好友，他在一周之前还在北京见过万玛导演，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很唏嘘：“本来我在德国策划的影展开幕片就是万玛的《气球》，主办方邀请我和他一起去德国，但因为他忙着拍摄《陌生人》，我也有琐事，就都没有去，否则我们本该四月底在德国纽伦堡相聚。没想到差不多同样的时间，我和万玛在北京又聚到了一起。有一个主办方为他策划了一系列的放映，邀请我为《静静的嘛呢石》的映后嘉宾。我原本想要推辞，觉得这些年和他对话的次数比较多，怕谈不出新意，但又想到这部处女作之前聊得比较少，而且也想见一下他，便接受了。”

王小鲁谈到了自己多年来对万玛才旦的认识。他认为万玛一直试图在处理一个永恒的问题，那就是关于藏区的现代生活和传统信仰之间的关系。他觉得万玛才旦本质上是一个知识分子型导演，他所思考的问题都具有框架性和整体性，这也是知识分子型导演的特点。他将万玛的特点总结为三个简单的词语——温和、思辨和幽默。万玛对民族文化的态度是思辨的，并没有一味批判，也没有一味赞成，再加上个人的修养和趣味，他的文本中呈现出了某种不易觉察到的幽默感。

“我觉得万玛对藏地的情感是很复杂的，不是那种泾渭分明的。”王小鲁说。他还记得那天做完活动本来想走，万玛留他在场地外面喝咖啡，又说活动结束后一起吃饭。回忆到这里，王小鲁后悔自己当时没有留下，他回忆：“万玛才旦导演是一个情感内敛的人，那天却罕见地流露出不舍之情，第二天他就飞去拉萨了……”

有一位电影行业的朋友说，放眼整个电影行业，或许只有万玛才旦得以收获如此广泛的哀思，人们以各种形式悼念他的英年早逝，为他写下无数的回忆文章，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出色的导演和作家，更因为他是一位几乎无可指摘的人。毋庸讳言，电影行业是一个名利场，崭露头角的导演几乎都有一些八卦和绯闻傍身，但我却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非议万玛才旦。

在很多人的回忆中，万玛才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好人”一词看着普通，却似乎成为这个时代稀缺的品质。著名策展人曹恺先生回忆与万玛才旦的相处，认为他在朋友们相聚的时候，总是有一种“在场却又不在场的气质”，给人一种超然物外的感觉。在人们的回忆中，万玛才旦虽然不爱说话，但总是对人笑眯眯的。不论谁说话，他都安静地倾听，必要的时候给出自己的见解。他不会让人难堪，也总是尽力答应所有人的要求。

有个年轻人想在西安创办一个青年影展，苦于没有资金也没有资源，所有的想法都浓缩在几页打印出来的PPT上。就在所有人都不看好他的情况下，是万玛才旦第一个答应他愿意做影展的评委。后来因为疫情等因素，这个影展一拖再拖，万玛一直鼓励策展人：“你们办这个展不容易，要坚持下去，只要你们开幕，我一定会来。”

我还不认识万玛才旦导演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批评《撞死了一只羊》的文章，认为这部影片受监制王家卫影响太深，影片形式感太强，失去了万玛以往作品的韵味。我和万玛导演熟悉之后，他有次突然告诉我，王家卫其实并没有实际控制他的创作，他只是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这话让我猜想他一定是看过那篇文章，但他完全没有责怪和不满的意思，是十分真诚地在做交流。

二

小时候，万玛才旦一直相信自己是爷爷的舅舅的转世。这位长辈是一位宁玛巴高僧，他有不少的藏书，后来藏进了山洞，结果李家峡水电站要蓄水，这个山洞就被淹没了。万玛后来说，那时候是没有参照和反思的，所以一直坚信有转世这件事。

他也相信灵感具有神秘性，曾在采访中分享过自己经历的“神授”事件，有牧民本来一个字都不认识，但是突然大病一场或者昏迷后，醒来就可以说唱《格萨尔王传》。《气球》的故事也涉及转世，讲述了藏区一位家庭妇女卓嘎的故事。她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却还是意外怀孕。因为家庭经济情况，她想要将孩子打掉，但就在这时候，她的公公去世了，肚子里的孩子被丈夫视为了父亲的转世。不但丈夫想要留住这个孩子，她的孩子们也想留住。在信仰、伦理和现代意识三者的纠葛中，万玛给出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局……

这部电影有时候被视为一部具有女性主义色彩的电影，但是万玛或许并不同意。他在一些场合碰到女性观众会觉得片中的男主角是“渣男”，他说这让他很尴尬。最初，我也会觉得这是他作为男性作者的一点局限性，但越是了解他的作品，我越是感受到他这种“尴尬”背后的慈悲。他说：“我把他放在人的位置，承受了太多。他有一点大男子主义，所谓大男子主义来自双重压力，信仰层面他坚信转世，他只能现实反抗，（就是）孩子生下来我来养。他也是非常纠结的。”

策展人曹恺和万玛才旦同年出生，虽然相识十五年，但是由于万玛寡言的性格，他们之间的交谈并不算多。曹恺形容万玛是“一个那么安静的人”，但他又在《老狗》等影片中看到一种稍纵即逝的凌厉，可以直接触及内心。

《老狗》的故事结尾，老人苦于总有人想要偷窃自己的老藏獒，他忍痛将狗杀死了。王小鲁看完电影《塔洛》后，感到和《老狗》的处理有相似之处，他写道：“塔洛要回到草原深处，但他已经将老板的羊卖掉了，他其实已经回不去了，在城市和草原交接的地方，他将爆竹在自己手中点燃。这种爆发力，我觉得可以看作是一种无能为力之后的自戕，或者对于自己无力感的一种愤怒，也是对于外部世界的另类报复。”

听到这样的解读，万玛很是惊讶。他自己对记者有过一套解释，他认为《老狗》等影片表达的是一种无奈，比如电影虽然表达了一种尊严，其实也是一种无可奈何。很多东西的消失是没有办法的，就像历史的车轮滚滚翻转，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你希望把它留住，但是无能为力，尤其作为个体，有时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消失。

有一次，我和万玛等几位师长吃饭，席间也有他的儿子久美成列。我还记得久美想要一罐啤酒，万玛很严厉地看了儿子一眼，久美就改要了饮料。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万玛的另外一面，在他随和的外表之下，有着绝对的原则。

后来，我偶然看到一篇久美成列的采访。他回忆起少时和父亲之间的往事，原来看上去如此和善的父亲竟然是一位严父。我本来很想问万玛导演，久美后来拍的是和他完全不同的类型片，是否是一种有意无意的叛逆，但始终没有问出口。

王小鲁还记得他最后一次和万玛见面那天，万玛也提到自己的儿子，很担忧，因为儿子的藏语远远不如汉语那么好，仅仅只是会说，无法用母语写作。王小鲁曾在纽约与万玛才旦偶遇，听了一场万玛在曼哈顿西村一家文化空间的讲演，恰好万玛那天说的是藏语，再有人将之翻译成英文。那一刻王小鲁突然感到失落，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母语为汉语的学者，自以为对万玛才旦比较熟悉了，但那一刻，他才意识到，自己对于万玛才旦的了解还有很多难以跨越的台阶。

我也由此想到一件往事。大约是2020年，万玛导演曾接待我们一行人去塔尔寺参观，进大门口的时候，朋友们想要买票，万玛导演却叫来了门口的一位僧人，两人用藏语进行了一番你来我往的对话，他竟然打开大门放行让我们进入。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到他在西宁当地的影响力，对这位熟悉的师长突然感到陌生。当他用地道的母语在熟悉的土地上和同胞交流的时候，他似乎变得神秘起来，让我意识到不论多么熟悉他的作品，他内心始终有一部分是我们无法抵达的。

在一次文学活动上，我问万玛导演：他的一些小说原本是藏语写作的，后来又被翻译成汉语，这中间是否有些东西流失掉了？万玛说自己写小说的时候几乎是同时使用藏语和汉语，在两种语言中自由切换。他还说自己的文学启蒙书籍中有鲁迅和《红楼梦》，也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喜欢藏语作品《米拉日巴传》，也喜欢卡夫卡和马尔克斯。

他认为藏语文学总体来说是比较重视观念的，不看重写实，喜欢象征和隐喻。这或许也留给我们理解他电影的一个切口，但是，部分的答案已经被他带走。

三

万玛去世后，一条发自土耳其的微博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名海外网友说：“让我直白地说，痛惜万玛才旦，是因为‘少数民族’被失语的数十年里，极少有人能以这般智慧与仁慈，将藏民族的现实与桎梏，以艺术和文学的手段呈现出来。”

但是，历来有一种声音认为万玛的电影过于符号化，而且太突出地展现藏地贫苦落后的一面，他们会问“为什么不拍些藏地的现代生活？”

王小鲁在重新再看《静静的嘛呢石》的时候，也会觉得这部影片不是没有缺憾，比如调度上不如后来的电影生动。但是他以“早年纯真，现在纯熟”来概括万玛的变化。万玛对于意见总是认真地倾听，他问王小鲁《静静的嘛呢石》现在看来是否过于符号化。王小鲁觉得这部电影的符号化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因为这些符号在其符号意义之外，也在生活中被使用着，符号反映的是导演对生活的一种提炼。

他认为万玛才旦打破了藏地生活的景观化。在最早的时候，我们对于青藏高原的认知就是单反相机拍摄出来的美好画面，但是万玛才旦呈现了藏地生活的内在肌理。尤其是《老狗》的城镇面貌，那些灰蒙蒙的社会空间，让其感觉那是当地生活者的重要视线，而不再是旅行者的单调视线。

诗人王炜对这种现象有一种解读，他回忆自己多年前和人争论，对方认为“除了把西藏文化符号化和反符号化这两种方式，难道还有别的吗？即使有别的，能够被大多数人认可吗？不被大多数人看见的文艺作品除了孤芳自赏有意义吗？王炜曾部分同意这种观点，直到他看到了万玛才旦的电影，他意识到人们是可以在“雪山磕长头酥油灯三件套”以及粗暴的当地化祛魅这两种方式之外，找到一种被当代环境所接受的方式。

我很晚才知道《静静的嘛呢石》是藏人用藏语拍摄的第一部长片。之所以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这点，是因为作为汉人，我们常常将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电影归为一类，留下非常粗浅的印象。当然，也是因为我几乎不敢相信之前这么多年都没有藏语电影出现。万玛对此的解释是，藏地电影的整体工业基础都很薄弱，好些少数民族地区有电影制片厂，比如内蒙古有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新疆有天山电影制片厂，但整个藏地就没有一个电影制片厂，青海、西藏都没有，只有译制厂。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将一些汉语电影译成藏语，在藏区发行。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藏地电影新浪潮”，就会意识到它的文化价值不仅仅局限在电影层面，也更能理解万玛才旦之于藏地电影人的意义，他几乎凭一己之力带动了整个地区和民族的电影创作。在他之后，藏地涌现出大量的年轻导演，万玛曾经的美术师和摄影师松太加、录音师德格才让、追随他的学生拉华加和他的儿子久美成列都成了有所成就的藏族导演。

我也问过万玛才旦导演，他是如何看待藏区的年轻导演的，为什么在他之后突然多了很多藏族导演？他说藏地以前有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写作，很多人都有把诗歌投给文学杂志的经历，还有大把的人自费出诗集，现在拍摄设备普及了，手机也可以拍东西，大家又开始愿意去拍电影，其实本质上都是一回事，就是想要进行一种自我表达。他没有谈及自己对“藏地新浪潮”导演的影响，而是从这样一个角度解释了原因，我觉得这特别能体现万玛的性格。

就在我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万玛导演的葬礼在拉萨举行，他生前的很多朋友和晚辈点着酥油灯去送别他。葬礼之后，他的骨灰乘着飞机从拉萨飞往西宁，有朋友在微信上发布了那天凌晨天上的明亮的星星，我相信他也在上面。

我也突然意识到，这篇小文无意间其实触及到了万玛的三个面向，就是：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他的生命虽然短暂，却无愧于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