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立困境”怎么解？

娱乐天地2023-12-16 08:53:070阅

最近，演员袁立一段感叹受资助的大学生不懂感恩的话在公益圈引发热议。

袁立说，她们给大学生助学，每年5000块钱，今年突然增加约600个大学生。小学初中高中，她们也助学，但对于小朋友们没有要求；对于来申请助学金的大学生，她们有要求，就是要写自己父亲的文章，或参加夏令营带弟弟妹妹们活动。如果录用了，可以增加助学金申请成功的条件。

但她们的规定让这些新增加的大学生们不爽，有学生挑衅问，“为什么要干活？你们不就是慈善基金吗？慈善不就是直接发钱吗？”

而且，这些大学生有的连银行卡号开户行都说不清楚，600个人有200个人卡号错误，不停地修改，有人甚至等不及了，直接打电话问，“我的钱什么时候给我？”

这让袁立很崩溃，她说，自己第一次突然发现，她的热情被他们消融了，“对于他们的父辈没有文化，我有无尽的怜悯。可是对于这些不懂感恩，咄咄逼人，理所当然的大学生，我真的觉得他们不像农村孩子！看这些大学生们的微信头像，我还以为是进了韩国群了，一个个都生活得特别好，有的经常是海边旅游，有的是黄头发美瞳，我感受不出尘肺病家庭的朴素真诚。”

自2013年拍摄了一部关于尘肺患者的纪录片《尘埃落定》后，袁立一直关注、资助尘肺患者。这部记录了一群来自湖南省桑植县的农民工，在北京打工时因为长期接触粉尘而患上了尘肺病，以及他们为了争取赔偿和医疗而与雇主和政府斗争的艰难过程的纪录片，让袁立深受触动，她决定用自己的力量，来帮助这些可怜的人。

袁立成立了一个名为“尘肺之家”的公益组织，专门为尘肺患者提供法律援助、医疗救助、生活补贴、心理支持等服务。2016年又成立了上海袁立公益基金会，将慈善活动专业化。

我以为做公益这么多年，袁立早已经将自己打造成一个“专业”的公益人。但我看她的微博，看她的各种动态，发现袁立仍是那个袁立，容易共情动情，把自己与资助人密切绑定。她还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下到800米的地下，当坐着猴车返回地面的那一刻，她说，“能让我吃上一碗白米饭，照到阳光，还有什么可以争有什么可以抢的呢？”

她依然为尘肺病人做临终关怀，抱着病人为他们哭泣。她依然奋斗在为尘肺病人争取权益的一线，最近她揭露玉石加工行业的职业危害，拍了“玉石加工，全家得了病”的视频呼吁对工人保护，估计很多玉石加工的老板恨得牙痒痒。

在经历自我怀疑之后，她说，“我希望我能够忍耐住，并且保持恒久的爱心。”

但做公益，靠爱心和忍耐到底能不能够持久，我是一直持悲观看法的。因为公益做到最后，如果靠受资助方的改变、感恩来持续，其实是很难的。

我一直认为，慈善资助是一个寻找“幸存者”的过程，资助人如果动了感情，想要积极地改变他们就会容易受伤——影响一个人的因素太多了，经济因素只是其中的一个，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一个，你要改变受资助者，无论是他的生活状态还是他的精神状态，都不容易。

网易新闻《人间theLivings》最近发了一篇《山区孩子的十年“改命实验”》的纪实作品，看后让我大汗淋漓。一些爱心人士和乡村教师黄老师对接，在西南地区一个偏远山村陆续资助了17个孩子，这个过程十分残酷，既有受资助孩子的淡漠、欺骗、算计，也有资助人的愤怒、怀疑和坚持。最后17个孩子只有一个孩子考上大学实现逆天改命，其他的孩子，依然在命运原本的轨道——辍学、早婚早育、进工厂打工……

最残酷的一面是，作为对接外界资助的人，付出巨大的人，乡村教师黄老师一直在跟踪所有的资助过程，但最后，“那些曾经找黄老师领过钱或者借过钱的孩子，大多都选择拉黑了他，作为这段关系的结束。”

虽然作者说，记录的本意是“10年，那些在人间闪现过的爱意，泪水，承诺，希冀，迷茫，苦痛，梦想，幻灭，消殒，算计……我要把它们打捞出来，让它们回到原本的位置上去”，但对于我们来说，可能看到的更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公益的作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那是不是公益就不重要呢？当然也不是，我一直主张公益是一种催化剂，是一种爱心的传递，至于结果怎么样，并不在慈善公益的考虑范围之内。

过去几年，我恰好也参与到一个资助之中。2018年左右，我一个同学从上海回老家，考上了当地的高中教师，他所教的班级中有一个孩子，父亲见义勇为牺牲后，母亲离家出走，她跟着高龄的爷爷奶奶生活，政府资助有限，家庭十分困难。

我这位同学也是第一次当老师，没见过这么悲惨却仍十分倔强生长的孩子，爱心满满，和我说了这个孩子的事情后，问我，要不要一起资助她。

我高中的时候也受人资助过，当时我上的私立中学，高中学费全免，还每个月给150元的生活费，就是靠着我们学校这笔资助，我安心地上完高中，实现了人生命运的改变。

所以当我这位同学和我说完这个事后，我立马答应了。在随后的四年，我们资助了她每个学期的学费。和“改命实验”的资助人不同，我在这四年中并没有和这个小孩接触过，一方面是因为我对同学绝对的信任，另一方面，我也是明白，我的这点资助对她来说太小太微薄，既无法改变她的命运，也承载不了她任何的期望，我所做的事，与其说是帮助人，更是为了帮助自己，为了了自己的缘，为了传递我所承受过的那份爱心。

当然我是幸运的，我们资助的这个孩子最后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她的努力与坚持拯救了她。她上大学后，我们才第一次有了联系，给我发过一段话，让我感动不已。

她说：“感谢哥哥四年以来的支持和帮助，复读都还在支持我，一直不离不弃，让我家免受学费给我家带来的压力和困扰。在接下来的大学生活里，我也会继续好好加油，努力拼搏奋进，立志成才，不辜负您的期望，心存感恩，学有所成后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回报国家。”

相比于袁立，我所做的太微不足道，她太投入，太动情，甚至被人骂做疯子。但某种意义上说，她的公益做得“太不专业”，她离受资助者太近了，容易受伤。

如果以后某一天，有人告诉我袁立抑郁了，我一点都不意外，但愿我的担心也是多余的。

在做社创号的时候，我一度与公益圈密切联系，一些成熟的公益人给我的经验是，对项目认真，切不可对具体的资助人过于投入。首先成熟的公益人所面对的个体太多了，他是经受不住那么多的困难共情的；其次成熟的公益人更明白公益的局限性，“但行好事，莫问结局”。

袁立从演艺圈一头扎进公益圈，可敬可佩，做得太辛苦，也做得太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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