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物形象、叙事空间来看犯罪电影，未来应走向何方？

近年来，国产犯罪题材电影在质量上获得较高口碑，在数量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在电影节上不断斩获各类奖项。

作为典型的类型电影而言，在中国的发展相对来说并不是很成熟，但是相较于喜剧片、歌舞片、科幻片来说，犯罪题材的电影逐渐赢得了电影节和观众的认可而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

这些作品以犯罪元素呈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风格，并且表现了导演们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强烈关注和细心体察，在犯罪题材电影稳中求进的过程中丰富了题材类型，缓解了中国电影类型暧昧、模糊不清的现状，并且对犯罪题材电影的叙事的成熟和美学的特质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更为重要的是犯罪题材电影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表征和对法律制度的坚决维护，从影片中看到了正义性和对犯罪行为的强烈批判，犯罪题材电影同时能够反映社会问题、实现正义。

2020年独具气质的犯罪题材电影《风平浪静》获得了第23届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爵奖，影片中一个优等生的个体命运被放置于不断裹挟前进的大时代背景之下，折射出教育系统和权力关系的现实思考。

2019年犯罪题材电影《误杀》凭借口碑杀出重围，累计总票房破10亿，影片在改编自印度影片的基础上进行了“罪”与“罚”的哲学命题的探讨，充分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中亲情伦理的道德因素。

刁亦男导演的文艺犯罪片《南方车站的聚会》也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并且提名了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的主竞赛单元，将一个警察追捕逃犯的类型化故事设定在一个城中村的“混乱不安”的复杂空间里。

影片中浓烈突然的暴力美学、浓郁饱和的色彩表现、精彩绝伦的故事演绎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普遍关注和强烈赞赏与此同时，犯罪题材电影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2010年之后犯罪题材电影呈现出多元化和多维度的发展，在空间叙事上表现的更具有价值意义。

2010年之前在主题类型上，主要有文明与愚昧的冲突、麻木不仁的“看客”和社会体制的黑暗三种类型，到了2010年之后，主要转变为人性的罪恶与欲望、传统道德与信仰的缺失、父权的重新书写。

《血色清晨》中的对李明光的集体扼杀，随之走出颓败落后仪式的希望，包办婚姻、面子文化、人情世故组成了一副真实的封建炼狱图，村民的集体“谋杀”和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戕害，在电影中直指的是中国封建观念的历史镜像。

《光荣的愤怒》和《天狗》都表现了村里恶霸的形象，他们长期控制着话语权并且集政治权力于一身，村民敢怒不敢言，长期以来麻木不仁，甚至成为维护“霸权”的无意识者，展现了基层的腐败。

《盲山》《盲井》则是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极致之作，带有鲜明的批判立场，揭开社会的黑暗面，给予社会以深刻的思考和警醒。《天下无贼》、《李米的猜想》和《可可西里》则是从道德层面反映了关于信仰、承诺的美好信念，让观众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

从人物形象上，2010年之后主要表现为现代化进程对人的观念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不同于2010年之前是一种关于封建和法制混沌不清的状态，亦或者说一种关于封建思想和法制意识的互相冲击，影片中大多表现对愚昧封建的捍卫和对当下的轻视。

2010年之后主要是一种关于传统道德和现代观念的摇摆不定的状态，亦或者说一种关于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冲击，影片中大多表现为社会变革之下人物生存环境的巨大变迁和观念的无所适从。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2000-2010年的犯罪题材电影主要有女性形象的突出、信念的坚定者和蒙昧的集体、对单纯个体的扼杀者三个类型，《盲山》以女性为主要人物，他们既是受害者也是犯罪者。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影片赋予了女性受到迫害和侵犯时一定的反抗权力，但是这种反抗与其说是一种女性意识的觉醒，在男权的压制之下实现被动反抗，带着脚镣跳舞的女性意识，不如说是一种文化选择，更好的满足了观众的审美同情和审美补偿。

《天下无贼》《盲井》《可可西里》《天狗》中无论是单纯的傻根、懵懂的元凤鸣，还是内心充满信仰的藏羚羊保护者、生态林的守护者，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充满信念的坚定个体、充满人性光辉的个体。

同时，在《血色清晨》《盲井》《盲山》中受害者的陨落正是因为村民们的集体扼杀，更是封建思想和颓败文化对其进行的一次暴力扼杀，也有经济利益充斥下黑暗贪婪的人性。

在叙事空间上，2000-2010之间的影片表现为城市空间的缺位、农村空间的凸显。由于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前端，城市化进程尚处于缓慢发展的阶段。

因此在电影中大多也是以农村空间为主导的，再加上农村空间的思想观念在世纪之初开始受到冲击，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使得农村人们一时之间无法接受新思想，从而引发了个体在时代变革之下一时无法适应的尴尬境地，文明的灌输甚至也让他们与之对抗，以拒绝的态度面对文明的灌输。

总之，国产犯罪题材电影在2010年前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尽管这些犯罪题材电影中必然涉及对法律制度的触犯，但是前后的主题和人物形象的流变在文化意义层面是不同的，文化意义的离轨者、抛弃者、漠视者有所不同。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犯罪题材电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且其中不乏佳作。2012年蔡尚君导演的《人山人海》改编自一起新闻案件，获得了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最佳导演奖，影片中的个体以自我实践的方式去行使“正义”的行为，涉及了警察形象、黑煤矿等现实问题的表现，看过电影之后感到内心的绝望和压抑。

2013年贾樟柯导演的《天注定》也是根据社会真实发生的四起真实案件改编，获得第6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等多个国际大奖；2013年刁亦男导演的《白日焰火》获得了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和最佳男演员奖，从此开始犯罪题材电影便引起学者、观众的强烈关注。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犯罪题材电影的优秀作品，如《除暴》（2020，刘浩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2019年，娄烨）《江湖儿女》（2018，贾樟柯）、《暴雪将至》（2017，董越）······

在这些犯罪题材电影中，一方面有一些导演擅长拍摄犯罪片，并且形成了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如曹保平，刁亦男、娄烨，忻钰坤，贾樟柯等；

另外一方面这些电影在体现自己艺术追求的基础上给予了导演的现实关照和人文关怀，大部分影片改编自社会现实中的新闻事件，对国家的传统道德和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冲击进行深刻的探析。

在美国和韩国类型电影已经发展相对成熟的情况，形成了被观众广为熟知和赞美的优秀作品。

犯罪片能够揭开一个制度伤痛和=黑暗的面纱，同时在美国和韩国审查制度分级的基础上纷纷拍摄出大量酷烈阴郁的影片，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犯罪题材电影同时完成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传达并以撕开伤疤的疼痛力量促进了制度改革。

美国获奖无数的经典犯罪片《肖申克的救赎》自然不必说承载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美国制度的黑暗和监狱体制化的问题。

2019年获得第7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狮奖最佳影片的《小丑》也是针对社会冷漠无情的权力系统、病态疯狂的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批判。

《沉默的羔羊》、《教父》、《七宗罪》这些经典电影都以独特的领域为切入点，表现了高智商犯罪和犯罪者的心理分析过程。

韩国犯罪片融入很强的社会意识和社会现实状态继而表现了韩国的民族意识和社会价值观，如《杀人回忆》中涉及到韩国政府的时代记忆和一个令人绝望的结尾，这些都使得这部犯罪题材电影社会现实问题得以印证。

《熔炉》《老男孩》《恐怖直播》《追击者》等一系列具有韩国民族意识和悲恨文化的影片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且很快形成韩国犯罪片进行积极类型化探索的重要现象。

中国犯罪题材电影也不例外，特别是近十年以来犯罪类型与爱情元素、喜剧元素相互融合，积极找到一条适合国产犯罪题材发展语境的道路，在结合现实和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类型化和现实性的创新。

但是国产犯罪题材电影从严格意义上看界限模糊，类型暧昧，少有相对成熟的创作模式，大多以文艺片的形式出现而忽略了商业性的方面，充满作者电影所具有的个人风格和本土烙印。

国产犯罪题材电影需要在审查制度下找到一条合理化的创作方法，在现实主义与类型叙事之间，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总体来说，美国犯罪片的类型包含较为广泛，除了典型的犯罪片之外，还有一些亚类型，如警匪片，侦探片等等。

犯罪片通常以一桩罪案的发生过程为主要内容，从罪犯的犯罪过程或侦探的调查为出发点，表现了罪犯作案过程，对后现代语境之下个体的自由和自尊进行思考。

此外，现代都市中的地下黑帮、警匪之间的生死搏斗，呈现出对秩序稳定的渴望和后现代主义的思考。

国产犯罪题材电影也呈现了各国犯罪片电影中表现出来的叙事模式和文化内涵，但其在主题表达方面不同于美国和韩国，基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中，千百年来遵循的优良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已经深深地融化在民族的集体意识和行为规范中，映射了国产犯罪题材电影受到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影响，因而具有对传统与现代的思考和民族特色的影片。

近十年以来，犯罪题材电影积极吸收了外国犯罪片的创作特色，试图找到一条全新的突破口，打开国内和国际市场，在类型发展上进一步填补了犯罪电影的空缺，在形象的塑造上强化了法制意识。

犯罪题材电影展示了较为特殊的叙事空间，如犯罪空间、死亡空间，底层空间，上层空间等具有鲜明二元对立的场所，同时也呈现出鲜明的私密空间、娱乐空间、地下空间、农村空间等一系列具有叙事意义的空间。

犯罪题材电影的空间叙事让我们认识并关注到空间的重要作用，通过对空间类型、叙事人物、空间策略的研究分析，希望能够总结出犯罪题材电影区别于其他电影类型的独特之处以及尚且存在的不足，同时电影导演们在创作上不断探索并赢得广泛认可。

同时犯罪题材电影的空间呈现更加具有透视社会现实的意义，并且在空间选取上具有符号化的特点，也更能够呈现出出地域性与现代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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