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荷糖》：从胆小到冷血，通过「主角」的性格转变展现体制问题

在电影《薄荷糖》中，一个穿着西装的男子，晃到河边乱入正在烤肉喝酒唱歌聚会的一群人，被认出来是金英浩，原来是20年前朋友透过广播召集的聚会，他如约来到河边，但发狂的行径让众人摸不着头绪，后来径自走到铁轨上，大喊着：「我要回到过去！」

镜头之后的是向其急驶而来的列车。时间是1999年，是故事的结尾，电影的开头。

电影共有七个段落组成，倒叙的方式分别在不同的年份呈现「金英浩」这个人的性格，以凸显出他的「改变」。在最后的1999年我们看到的是发狂且失去理智的寻短者，在最初的1979年的他却只是在同一个地方与同一群人聚会，与尹顺林女士相恋的时地。

「景物依旧，人事已非」约可略表这前后对照的哀伤。

时序上，接着起初的是1980年，来军中探访金浩英的尹顺林无法会客，因为不明所以的「戒严令」，也因此军中紧急动员，匆忙整装出发的过程中，他与她之间的纯爱象征：薄荷糖，在匆促中被士兵给踏碎，这是个象征，放在电影的最后就像揭露谜底一般。

这时的金浩英是个胆小的年轻人，跟随军队到城市扫荡，但拖拖拉拉简直不够有「军人」的样子，就连夜间要去抓捕在外的市民也腿部莫名中弹，哭着跑不动在等待救援时，一名女学生向他说着家就在过了铁轨而已乞讨着经过，失血的他仍然有着人性，要女学生快回去。

这时军队来到，金浩英喊着快回去的同时象征性地开了两枪，只为了有个「军人」的样子.而正是这佯作，误杀了这位女学生，无辜的死就如同清新薄荷糖的粉碎，从此金浩英也变了个人。

1984年，金浩英当了警察，看着前辈们殴打犯人并问着：「要不要试试看？」也只好硬着头皮对犯人施暴，并进而也对残存的自己施暴，从此纯洁再也不存。

面对着来访的初恋情人尹顺林，她带着在工厂包薄荷糖微薄工资积累甚久买下在1979年他说想从事摄影的相机，他却让她看到他这双被称赞是善良的手，抚摸着暗恋着金浩英的女店员臀部，将相机返还给在列车上的她，结束了1984年。

1987年的金浩英已经是个刑求或说对警察暴力驾轻就熟的老鸟警察，三年前的女店员成为了他的妻子，但他们之间没有感情，外出任务盯梢异议份子之余，金浩英邂逅了酒吧女子，两人互相成为寂寞的依借，貌似勾引女人话术，但却是对已无可挽回初恋说的话：并没有一定要遇见，只是想到她在的地方，看一样的山、一样的海，淋一样的雨。

这时的金浩英已是个冷血的施暴者，但原先的自己也时不时还魂，但却只能在这种素昧平生的一夜情时倾吐，就如同在军中、在警队中，父权文化所要求的「男性气概」，金浩英必须当个「金浩英」，所以必须抹杀自己、抹杀纯真的自己、抹杀善良的自己。

1994年的金浩英，不当警察而从商，股票赚钱公司也赚钱，妻子产子之外自己还跟公司小职员有婚外恋，不过有趣的是妻子的出轨金浩英却征信到场抓猴，但他殴打更多的不是小王却是配偶。

在家中的乔迁派对妻子哭嚎金浩英踢狗，这时的他对比于故事末尾趴在前妻房门口称要来看女儿、看狗，可以发现的金浩英这个人已经成为空壳。当性格从一边走到对反所产生的自我消解，金浩英的人格已经彻底蒸散。

接近尾声的另一幕是在1999年自杀日的前三天，尹顺林的先生到破屋找到金浩英，告诉他妻子想要见他一面，并把那相机交给他说原先只是代为保管它的东西，这时的金浩英已经花了最后的存款买了手枪四处想要找人陪葬，寻短未遂正徘徊在生死边缘。但他仍然正装到病床前，哭诉出薄荷糖之恋的纯真，一人哭着离开现场，一人昏迷着流下眼泪。

若说叙事一再往前推溯，会到金浩英的青少年时期、孩童时期再到幼童时期，于是我们会回到一个刚诞生到这世界上的无辜婴孩的时刻，道德困难于是出现，若我们也跟着电影的列车随着时间逆行到过去，我们该如何对待这个婴孩？

他是金浩英，而这个金浩英也会做出射杀（即便误杀）无辜女学生、镇压市民、刑求犯嫌等等的行为，在法律上固然只能以「同时性」原则来审视，也就是说婴孩时期的金浩英确实如同肌肤一般的纯白，也只能在恶行发生时审判这个人。

然而，法律并不全面，在人的存在层面，1999年的金浩英与婴孩的他确实具有「同一性」：

一方的论点必然的是以其未曾（尚未）涉犯任何罪行而不应得于任何惩罚；另一方的论点则必然是杀了他则可避免诸多恶害。

于是这带我们走向要不要杀了婴儿的问题（或其他著名的恶人）。

电影呈现的故事也让我们思考到底什么是「罪」，我们真的有自由意志能去行善为恶？又或者是环境驱使我们不得不如此，因此任何归责的推论不过是恣意的强加之罪？

前者的论点忽视了外于个人的其他影响因素，后者的论点又否定了人的主体能动性。问题又出现在现实必然落在两方之间的一点，但这个点并非定点，而是漂移着的，而在飘移的过程中，也就是每次事件的归因判定上，又总是会东缺西漏，故而或许忽略的这个环境因素对于恶行的形成影响比例，或是其实行为人有更高的选择能力与空间能阻绝自身为恶。

然而，我们总是抓不准到底落在何处，再然而，我们又正活在这个世纪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也只能接受做了任何一个决定必然面临着失去另一个方向的代价。

尤其电影中的金浩英身处在威权时代的韩国，从警方的文化到军人的戒严动员，再到篡权与反动，与朝鲜之间的以38度线对峙着的世界两极体系，再延伸到世界各处，丝丝缕缕我们也发现不仅在时间上，空间上我们也找不到一处可以归咎的「主因」。

现代化让人们看向过往历史又或者人类学发现到保留古文化的部落中的传统习俗，似乎觉得落伍，觉得祈求怎么可能生效，祷告怎么可能治愈，甚至火灾怎么会是神怒。但是，我们任何想要确认「因果关系」的行动其实未过于古老人类将地震归咎给山神震怒一般，而我们将死刑犯处死以实践任何的价值信仰，其实不异于献祭给火山的土著们。

当我们以为自己先进且文明，实际上却仍然野蛮得原始，甚至这种相互概念（没有左就没有右）也不过后来的人类创生的概念而已。

《薄荷糖》甚至透过把「最后金钱购买的手枪」与「最后金钱购买的相机」比喻性地串连起不同时期金浩英的人格同一性，如同桑塔格在《旁观他人之痛苦》著作中指出的「shoot」这个词无论在中英文都同时代表着射击与摄影。

也就是以权力去决定现实的整个行动分别包括了以相机撷取了特定片段的现实并透过主观诠释赋予意义再强要他人接受，与以手枪将弹丸射向另一个人体并将客观现实予以拽拧成少了一个生命，两者的暴力性是等同的。

从胆小到冷血，通过「主角」的性格转变展现体制问题。

韩国诸多文化作品反省过往的威权体制对人的迫害，而经常我们看到的是被国家机器给碾压的人民，但其实体制所压迫的往往不仅是那些人民而已，即便是代表国家的那些军警，也因其作为市民的存在也成为被压迫的一方。

如同电影中也演示出的父权文化，其实这种男性气质的性别角色印象也成为了男性个体的桎梏，只不过通常这是被忽视的部分。就如同金浩英作为威权打手众人看到的是他作为爪牙打压人民的暴行，但我们却忽视了他也是国家暴力的受害者。

这并不是说金浩英是威权时代加害人缩影，因为我们无法否认有些人就是纯粹邪恶，然而需要注意到的是有如同「金浩英」一般的「被害的加害人」艰辛地苟活着。于是，这部作品坦白地将被踩碎的薄荷糖呈现，让我们多了同情理解的空间，即便现实上我们难以咎因，但至少我们能有更多一点的省思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