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过愤怒的海，反思自私的爱

◎黑择明

作为一部“搁置”了多年的、传说中的“猛片”，曹保平导演的《涉过愤怒的海》无疑是令人期待值拉满的。这部影片的宣发也将“大尺度”“狠片”作为亮点。但期待值过高，就容易有失望发生，特别是将“大尺度”理解为具有一定的思考、反思意义的时候。

愤怒之海如何涉过

诚然导演从没有以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家自诩过，更不必说“思想者”，但因为他的几部前作，因为他的“敢拍”，常常被坊间归入此列。《涉过愤怒的海》的观众中想必有不少人对影片怀有类似的期待，并或许也收获满满。但客观地说，如果以宣发中的“颠覆”“深刻”“对人性的深入探讨”来要求，笔者认为这部影片甚少有新的建树。

当然，在目前的院线电影中，它算得上是一部不错的犯罪类型片，导演在这类电影领域也是独树一帜的。影片中用视听语言营造出的那个陌生化的、有黑色电影观感的大连，地下室的纵火，鱼雨，海上打斗这些场面都不乏看点和新意。虽然也有一些逻辑上的问题，比如，周迅母子都急着赶飞机，可如此极端天气飞机可以起飞么？如果不是赶着自投罗网，为什么会如此巧合地三辆车撞到一起？但要说这部电影到底表达了“什么”，却又有些令人困惑。

当然，“期待值拉满”的这部作品肯定有“什么”是创作者想说的。我们知道它有同名文学原著，作者是老晃。这部文学原著有两个“原型”，即2015年发生在美国的邵童案——一个在爱荷华大学读书的中国女孩尸体被发现藏在汽车后备箱里，而凶手就是她的中国男友，在逃回国藏匿半年后终被抓捕归案；以及随后在日本发生的，家喻户晓的“江歌案”。作者因为深有感触，将此合二为一写成了父辈的复仇——终于将凶手绳之以法，让冤魂得以告慰的故事。

但“江歌案”是非常有深度的一个案例。这里的深度指的不是犯罪性质本身——那是同样的恶——而是它直接带来了真正的道德拷问。这种拷问不是一个令观众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拷问，而是一道很难做的选择题：受害人带我们进入了一个“决定性时刻”，而受害人的选择与我们在内心真正做出的（而不是公之于众的）选择，以及另一当事人在其中的所作所为，这三者之间的联动，本可以对每个人来说都成为一个重要的时刻，但目前还没有见到有文艺创作稍稍讲出它的深度。

导演对小说原著进行了大幅度改动。可能只有名字保持了原貌。除了电影媒介表达本身的需要之外，不难想象导演有自己的考虑。他显然不想把这个故事仅仅讲成复仇爽文，就像大多数同质化的电影那样。如我们所见，这部影片想说的是“愤怒的海”如何“涉过”，即放下愤怒，用“爱和宽恕”作为立意。即便导演如此做是为了打“安全牌”，这个立意也并不是问题。思想家们早已经指出这种复仇只会通往更大的杀戮，这种杀戮往往与先民的祭祀有关。但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复仇爽剧遵循的逻辑在票房加持下俨然在电影界已经获得了正当性。这一点在韩国电影中尤为突出。

但是问题在于，“爱与宽恕”的达成需要充分的铺陈，需要遵循彼时彼地文化语境的逻辑。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看到无逻辑、不可信的宽恕，那往往是刻意拔高结尾，反而显得做作。周迅在不少剧中都演过此类角色，可能与她外表的柔弱有关。但是这种牺牲与宽恕往往隐藏着更大的残忍，即让弱小者成为“祭牲”，从而整部作品都有“伪崇高”之嫌。就《涉过愤怒的海》而言，宽恕应该是从黄渤饰演的老金从海里救起驾车冲入海中的周迅扮演的仇人之母开始的。因为这个，后面的周迅才会相信老金不会杀死自己的儿子，从而能放心出国的情节设定。但是这个救人情节放在影片语境中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承认“父母皆祸害”的论调

此外，电影只能说是参考了上文所述两个案件的极少部分情节，基本上是虚构，最大的改动是将少女之死归结为绝望中的自杀。这不是不可以，但这样一来更大的宽恕实际上给了那个“小恶魔”。或许导演的用意是这样的人本质上是“怂”的，但从他前面的行为来看，又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另外，这个年轻人并不是孩子，而是具有完全责任能力的二十多岁的成年人，无论银幕内外都是如此，而恰恰整部影片只有他被宽恕了。

更大的问题发生在影片的整体基调上：某种意义上它被讲述为一出父辈的“反思录”，这也是坊间强推者认为它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它仿佛意味着更深程度地对父母一代对子女之爱的审查——这种爱是自以为是的，是自私的，是“爹味”的，是简单粗暴的。它从来没有真正关注到子女真正的情感诉求——无论黄渤、闫妮演的父母（闫妮的角色完全是一个刻板的“工具人”母亲），还是周迅、祖峰演的父母莫不如此。甚至，他们仿佛亲自承认了“父母皆祸害”的论调。正如影片结尾显示的那样，他们不配拥有子女的爱（小娜想了半天，觉得自己没有可爱的人，或许导演正想用这一幕来“刺痛”父母一代）。从影片所设立的阶层对立来看，仿佛要涵盖整个国内现状。

但是这种反思是真的反思么？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始终是复杂的，不是这样简单化的，更何况这种所谓“反思”也并没有真正进入子女一代的世界，比如创作者对“二次元”世界的认识始终是刻板的、缺少深入了解的。影片中二次元们始终被描述为负面的、空虚的、没有担当、游戏人生的虚无一代。儿女的世界依然是陌生的——反思了什么呢？如果说这就是反思，那么可以说是失效的。

内疚感剥夺了真正反思的可能性

这种基调带有坊间流行的“原生家庭”论调，这种论调由某心理学导师提出并迅速流行。乍看上去这套理论很有道理，也很容易令人共情，似乎颇能直击社会的痛点，比如“双重绞杀”“全能妄想”“巨婴愤怒”这样的煽情修辞。但这种论调的问题是很大的，它更像是贩卖焦虑的鸡汤；且不说从心理学范畴来说其实它是缺少“科学依据”的，一个人一生中的人格发展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遗传和家庭影响都不能成为决定性因素。这套说辞最要命的一点是很容易将人代入一种受害者妄想，尤其是遭遇迷惘的人，仿佛一下子就找到了自己所有问题的根本答案。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一下子就推卸掉了自己本身的所有问题，如释重负，随即开始了谴责与控诉——这是最糟糕的，因为它否认了人之所以为人本来最可能的自由意志，以及“改写命运”的可能性。

以影片为例，指责老金是个不爱孩子的父亲的论调显然有很多问题，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借由这部电影投射给“这一代人”沉重的内疚感。更糟糕的是，这种内疚感恰恰是由一种无辜受害者的光环投射出来的。但如果我们稍稍深入看一下，不难发现它有一个怨恨的基底。而怨恨最直接的思维路径就是“必须有人为我的不幸负责”。它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给对方制造内疚感，并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弱者），占据道德高地，更不用说使用一种极端的自残行为占据这个高地（顺便说一句，这种改写貌似更文艺，更“青春疼痛”，但是大大降低了原型本身的深度）。

用马克斯·舍勒的话说，无论在理解个人还是历史的伦理判断中，能够基于怨恨的伦理价值判断从来就不是真实的。其实这恰恰是一种奴隶位置的道德判断。而将这种内疚感如此放大，恰恰剥夺了一种真正反思的可能性，即“两代人”共同打破所谓的“原生家庭”魔咒，而真正优秀的“弱者”描写恰恰体现为一种真正的精神和道德力量，将在打破“魔咒”中发挥强大的作用。可惜这种力量都没有在近期的电影中看到。或许我们可以说，这部影片进行放大、意图引发观众强烈共情的那个“点”，有着更为重要的、更值得去反思的背景。假如“父与子”要达成真正的反思，那需要的不是对立，而是共识，是共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