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1岁男孩的视角讲述社会变化，在个人缩影背后展现真实历史时刻

《那年阳光灿烂》这部电影也被翻译为《我的朋友马丘卡》，之所以被中国影迷赋予现在的译名，或许是因为人们发现这部智利电影跟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有相似之处，都在讲述为革新而斗争的一群孩子的故事。

这部智利电影里的革新指的是萨尔瓦多阿连德执政的“人民团结时期”。

1970年，阿连德通过选举成为智利的首脑，进而推行了一系列革新，直至1973年9月11日他被皮诺切特将军主导的、由美国秘密支持的组织推翻。具体来说，《那年阳光灿烂》描述的是“人民团结”末期的教育改革给一所英文教会学校带来的种种变化。

《那年阳光灿烂》这部影片主人公萨洛?英方特，是圣地亚哥中产阶级上层家庭的孩子，他观察、体认到了当时社会各阶级的动向以及跨越阶级的人际交往所带来的新问题。

这或许得益于导演安德列斯?伍德的童年经验：他本人曾就读于圣地亚哥一所著名的英文教会学校—圣乔治男子学园。与影片中的圣帕特里克学园一样，圣乔治的负责人赫拉多尔?惠兰神父曾在1969-1973年间积极呼应阿连德组织倡导的教育运动，试图让不同社会阶层的孩子共享教育资源。

在影片中，传统上只接收富家子弟的圣帕特里克学园来了一批底层家庭的儿童，后来成为萨洛好友的佩德罗马丘卡便是这群孩子当中的一员。导演伍德选择从11岁男孩萨洛的立场和视角讲述现任当局确立前夕与后续的种种社会激变，是一个很有意味的抉择。

这个角度允许国内外观众以陌生化的方式审视酝酿中的社会冲突，也更方便导演将试图传达的儿童之间的情感问题放入叙事。而且，儿童眼光其实类似于外国观众，因为两者对一些早已引发争议的国内题材没有现在的道德判断；随着影片发展，他们均可以凭借自己获得的新知做出自己的判断。

虽然萨洛的生活局限于学校和家庭，但在那个激变的历史时刻，他也能敏感地觉察到出身悬殊的人们之间的误解、紧张和纠纷，甚至他还意外地卷入街头左右两派的抗议人群中，见证了社会纷争如何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虽然中产阶级孩子的视角是有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电影无力对历史时刻做出精确把握。

导演精心重现了许多历史细节：七十年代初人们的时髦发型(以及当局确立之后军警受命剪去男性的长发，因为当局认为长发过于“娘娘腔”)、街区墙垣上的宣传标语、店门紧锁却在背地里囤积居奇、进行h市交易的杂货铺，尤其是一曲曲富于当局宣传含义的当年的流行音乐不断穿插进来，给影片营造了强烈的现场感。

《那年阳光灿烂》指向鲜明、特定的历史时刻，但它提出的阶级差异以及来自不同阶级的人是否能真正融合这些棘手问题，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年幼的冈萨洛早已察觉，在自己家庭内部，偏向阿连德思想的父亲与耽于享受、缺乏道德判断力的母亲之间，关于不同阶级的孩子是不是应该在一起读书存有深刻分歧；马丘卡的酒鬼父亲笑说，两个孩子根本做不成真朋友，因为十年之后，萨洛会接手父亲的公司，而马丘卡只配打扫厕所。

冈萨洛虽珍视自己与马丘卡之间弥足珍贵的童年友情，但这份友情是否能经得住阶级差异和变迁的考验，他似乎没有把握。从11岁男孩的视角讲述社会变化，在个人缩影背后展现真实历史时刻。

新当局确立后，闪萨洛骑着自行车前往贫民区探望两位朋友，却目睹了西尔瓦娜死在军警枪下。面对军警质询，萨洛的答复带有令人心酸的反讽意味：“你看看我！”

出身底层的强横军端详着萨洛的金发、生雀的嫩白脸、齐整的外套、脚下的名牌运动鞋，辨认出他绝不属于穷人的世界，更不可能与穷苦人的命运或抗争有什么瓜葛。冈萨洛因此安全脱身，他含泪骑车飞快地逃离贫民窟，将朋友抛在身后，这多少意味着对友情的背弃。

可以推想，多年后回想起这场变故时，网萨洛心里惶惑不安，甚至怀有同谋者的愧疚。

当然，影片中，鼓励不同阶层的孩子结下友谊的主要动力来自麦肯罗神父坚持人与人之间应相互尊重的教诲。当学校被军方占领，被迫去职的老神父含泪吞掉了所有的圣餐饼，宣布那间被强权玷污的教室，将“再没有上帝降临”：这一场景势必给观影者带来很强的情感冲击。

《那年阳光灿烂》在智利首映时，海报宣传语为“献给昨日的孩子”。

那时距离变故惨案已过去了三十多年，彼时的萨洛和马丘卡早已渡尽劫波、长大成人。实际上，不仅是“昨日的孩子”，智利各个年龄段、来自各个阶层的人们纷纷走进影院，以致本片成为截至当时智利影史上票房成绩排名第三的佳片。

显然，《那年阳光灿烂》并未提供什么民族、阶级大和解的神话，毋宁说它温和地触碰了尚未治愈的社会创伤，同时给人们预留了思考和讨论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