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的琴》：以下岗工人造钢琴为背景，在温情背后致敬父辈

2010年，一部小成本的华语喜剧电影引起人们的注意，影片以独特的影像风格令人耳目一新，这便是《钢的琴》，一个下岗工人造钢琴的奇特故事。

这部当年的“零差评”电影，让人们看到了讲述中国故事的电影也能成为一部最佳影片。

20世纪90年代的东北某城市，下岗的钢厂工人陈桂林组织了个小乐队，靠给人在红白喜事上演出勉强谋生。

他的生活像一间四面漏风的破屋，老父病势沉疴，妻子小菊和一个卖假药的富商出走，陈桂林独自抚养着女儿小元，又当爹又当娘，为了满足女儿的钢琴梦，他费尽苦心。此时，妻子小菊衣锦还乡，不仅要与他正式离婚，而且对女儿小元的抚养权志在必得。

当夫妻俩将抉择权交给小元时，小元的回答明了而无情：谁给我钢琴我就跟谁。

为了留住女儿，亦是为了留住最后的尊严陈桂林求助于昔日的工友，但昔日意气风发的工友们个个落魄寒伧，有些已坠落到法与非法的边缘。陈桂林四处借钱无果，趁着酒醉，带领朋友潜入学校偷钢琴遭拘留教育……偶然间他翻到一本关于制造钢琴的俄国文献，于是，他请出昔日留学苏联的工程师，招呼上昔日工厂的伙伴们，重新聚集在废弃铸造厂厂房中。

这群社会的边缘人重回劳动和创造的空间，恢复了他们昔日各工种能工巧匠的身份。他们从工厂废墟中取材，开动了尘封的机器，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动手造一架钢琴。

这不是中国银幕上第一次出现改制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故事，但却是第一次如此昂扬、乐观和浪漫地展现这段往事。

东北三省曾是重工业基地，为新中国工业化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变化，昔日的国营企业改制，东北成了遭遇下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这便是《钢的琴》的故事背景。

作为大厂工人子弟，导演张猛还记忆着昔日的辉煌，见证过下岗潮的冲击下的艰辛岁月。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今天，他将父辈的智慧、进取，而非潦倒、愁困搬上银幕，向哺育自己，也哺育了新中国的东北工业历史致以温暖的敬意。

以下岗工人造钢琴为背景，在温情背后致敬父辈。

影片始于一个黑色幽默式的序幕，陈桂林和伙伴们在雨中演出着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却被画外音喝止，随着摄影机缓慢水平移动，演员被移出画框，我们才发现，这是一处露天灵堂。

主人嫌弃《三套车》节奏缓慢，小乐队依然奏响了欢快的民乐《步步高》，在欢乐跳脱却极度违和的节拍中，摄影机缓缓拉开，全景画面显示出后景中央，两根静默矗立的钢厂烟囱，中景里灵堂上悬挂的“沉痛悼念母亲”的横幅显现出某种讥讽的意味：

在一波急过一波的《步步高》中，对母亲和工业化的过去的送别是如此的敷衍又漫不经心，人们急着告别过去，脚步匆匆地奔向一个自己也不甚了了的明天。

可以说，《钢的琴》是一个弥散着痛感与惆怅的故事，但导演的奇思妙想正在他给这个故事选择了欢脱、戏剧、歌舞片的形式。类似选择所达成的效果，绝不仅仅是所谓“反差萌”，而是作为一种奇妙而有效的叙事修辞策略，变困境的展现而为尊严的争取，拒绝悲情，努力向上。

若说工友们在运送冻肉的火车里跳起迪斯科，尚属苦中作乐，那么拘留所里尴尬沉闷的时刻演化成雪夜中优雅的钢琴独奏，便是导演投向父辈的有悲悯，更有敬意的凝视。

作为一部借用歌舞片类型元素的情节喜剧，音乐在影片的艺术构成中举足轻重：

悠扬的手风琴、独奏中的钢琴，是陈桂林的个人抒情段落而钢厂造琴段落中，导演特意选用了昔日东德的青年工人的摇滚乐，火花飞溅的车床，长长的摇镜中的劳动者伴随着铿锵节奏、丰满旋律，浓烈的现代感，其效果和导演对影片的定位一样有力、响亮。

《钢的琴》吸引我们的不只是满含温情敬意的故事，还有它流畅又颇为风格化的电影表达。

反电影艺术尽力在两维的偏平画面上创造第三维度幻觉的规定，《钢的琴》它大量使用了正面水平或低角度，摄影机重复着场景的水平调度，这令画面显示了某种舞台感，甚至让人联想起影片中不时出现的早期单机版游戏《超级玛丽》的画面。

影片第一个镜头是正面低机位，陈桂林与妻子小菊站在破败的厂区前，二人平分画面、直面前方，却毫无目光与情感的交集。而在故事展开的许多段落中，摄影机持续的水平移动间或渐次将人物移出画外。

如果说类似镜头语言表现了人物对环境的无力感，那么，在影片最后部分陡然出现的场景的纵深调度则成为对种种无力感的打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段落是车间里的红裙热舞。在著名歌剧《卡门》中的乐段《斗牛士之歌》的伴奏下，女主角淑娴神情炽热，头颈高昂带领女工们在车间的轨道车上舞动着逼近镜头，一个浪漫的、工人文化的奇迹时刻。

《钢的琴》中，画面的美与线条是属于大工业时代的，也是中国的电影的第一次，这部成本极低廉的优秀影片为我们展现了后工业空间的荒芜与美。但更重要的是，他在一次岁月的回眸间，让我们领略到劳动者与劳动的美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