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身体的觉醒与抗争，在男性为主导的情况下，是如何实现的？

现实中印度女性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是急需被关注的存在。

印度的重男轻女思想十分严重，因为女儿出嫁时需要准备巨额的嫁妆，因此女性往往被视作家庭的负担，甚至在一些地区仍然存在着童婚现象，现实生活中她们的婚姻大多无法自主。

在社会中受到教育的权利无法保障，且在工作当中也备受歧视。

这样的窘境自古有之，早在印度古代的经典教义《摩奴法典》中就规定了女性的从属的地位。

当中提出了女性必须遵守的伦理规范，将对女性的歧视合法化，使女性成为了从属于男性和家庭的工具，并且对后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虽然在英国殖民后期，一些印度的改革者已经关注到两性当中的不平等现象，但他们关注的主要是上层社会中的少数女性。

因而可以说印度女性所面临的问题是长期的，综合的，渗入在社会各个方面之中的。

而在电影叙事中，在男性话语的体系下，女性实际上也是缺席的，是处于客体地位且无法独立自主的。

而在文化领域对于女性身体的关注则可追溯至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起初女性主义旨在反对性别歧视，争取政治权力。

20世纪60年代“新女性主义运动”诞生，自此不再局限于对具体政治权利的诉求，而开始“从单纯的政治运动向文化批判演变”。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提出了女性的他者地位，而到70年代，英国学者劳拉·穆尔维则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出发，阐释了影片当中女性的被动地位。

之后女性主义更是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化研究理论相互交织，形成了全球性的社会思潮。在印度电影中这种觉醒不仅体现在对女性现实生活和困境的展现，也表现为身体力量的直接抗争。

影片《粉红帮》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粉红帮是以反对家庭暴力、保护女性权益为目的的自发性团体，她们以粉色的纱丽为标志，进行着自我防卫的训练。

影片伊始，卡吉丽因为被夫家赶出家门，无地自容打算跳河自尽，在被粉红帮

解救之后逐渐意识到丈夫一家对自己的虐待，终于找到自我并在大家的鼓励下狠打丈夫10个巴掌完成了“复仇”。

而除了帮助女性在“小家”中争取地位之外，粉红帮在娜乔吉的带领下还致力于改善女性的受教育状况。

当面对贪污的行政长官，她们不仅没有屈服，而是钉上长官房间的门窗，一起冲上去用镰刀切断电线，关掉水闸，示以惩戒。

相比之下，片中的男性大多扮演着色厉内荏的角色，卡吉丽的丈夫虐待妻子，但是在社会上被拖欠薪水却束手无策，还要求助妻子帮忙讨薪。

行政长官尸位素餐，但在略被施以惩戒之后则胆小如鼠，本性毕露。影片展现了女性的身体力量，但却只停留在“以暴制暴”的层面。

女性角色的觉醒在影片《摔跤吧！爸爸》当中也得到了较为充分地展示，该片同样改编自真实事件，片中通过父亲与女儿之间的摔跤切磋折射了男性与女性的力量抗争。

表面上看，影片展现了女性力量的独立与强大，在“最后一分钟”的危机时刻，吉塔在父亲缺席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力量赢得了胜利，不仅实现了父亲的愿望，也为国家赢得了荣誉。

赛场中的仪式化场景激发了印度更多的女性去实现价值，而吉塔和巴比塔实现梦想的故事仿佛也昭示着印度女性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利，甚至被纳入到国家叙事的体系中得到了广泛认可，但实际并未真正突破男性的话语框架。

因为这种抗争尚处于浅层次的萌芽阶段，而贯穿其中的还是父亲马哈维亚的绝对权威，起初他不顾家人的反对，邻居的嘲笑，毅然要将女儿培养为摔跤冠军，此时不论是女儿还是妻子，所扮演的其实都是父权意志下的“他者”角色。

最初两个女儿面对父亲高强度的训练并不情愿，直到目睹同学被迫嫁人的遭遇后才开始尝试将这种被迫训练化为主动努力，因此这种独立意识首先是被第三方唤醒的。

之后她们剪掉长发，不再穿印度女性的纱丽长裙，全身心地投入训练，完成了身份的转换。但在吉塔进入国家体育学院之后她潜藏的女性气质被唤醒。

她留起长发，开始质疑父亲的权威甚至在与父亲摔跤的博弈中完成了“弑父”仪式，但随之而来的后果却是赛场的失利，以致于又不得不向父亲寻求帮助，再加上具有男性气质的，坚决认同父亲的妹妹贴心鼓励，吉塔才走出了困境。

在此男性的权威得以再次肯定，虽然吉塔最终的胜利是在父亲的缺席下实现的，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突破了男权秩序，但放眼整个过程却不难发现父亲/男性的凝视其实是无处不在的，而以清除女性气质来实现的这种独立，本质上也是畸形的。

此外，片中的女性并非真正独立的个体，片中的以吉塔兼具着女性、女儿、国家运动员的多重身份，承担着自己的、父亲以及国家的梦想，但其人生价值的实现则是在更加强大的国家机器的保卫之下完成的。

2017年的《厕所英雄》中也有着类似的叙事框架，表面上看是因为贾耶的抗争改善了没有厕所的生活环境，但实际上她的丈夫凯沙夫才是真正的行动者。

凯沙夫从最开始的借厕所、蹭厕所，到第一次建好厕所，一直都顶着父亲、村民、宗教文化的多重压力来为妻子解决问题，即使厕所被强拆也从未放弃，而最后厕所的成功建立其实也离不开政府的介入。

换言之，问题的解决是由男性的力量上升至政府的强制力量而完成的，反观女性在其中的力量则是极其微小的，何况能够意识到问题，敢于争取权利的只是印度少部分受过教育的女性。

身体叙事中对两性关系表现的其实是政治话语和权力分配方式的隐喻。影片对于男性力量的彰显象征着对父权以及国家话语的维护，虽然这种力量也逐渐转移到了女性的身体之上，但片中所展现出的女性力量，不论是暴力的还是相对文明的，归根结底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尤其在推动问题的解决层面，虽然镜头对准了有思想有抗争精神和抗争能力的女性，但其本质仍然是男权思维下的产物，影片的策略是将女性纳入男权的编码体系之中，从而来实现“救赎”，因此女性所扮演的角色仍然只是一种“在场的缺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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