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犯罪片中，为何缺失好警察、坏警察的形象？

娱乐天地2023-06-01 04:14:000阅

对于犯罪题材的类型电影而言，警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类型角色，而香港基于对“人治”社会的崇拜与反思，其警察形象经常出现两种极端——好警察与坏警察，“好的好到无以复加，坏的坏到千夫所指，都是极端化的”。

铺展开香港电影的历史，这两种极端化的警察形象有着明晰的时间线，贯穿香港警匪片对"人治"社会的两种态度，从赞扬到反思。

首先是赞扬“人治”社会的警察，如成龙的《警察故事》系列以及吴宇森的《喋血双雄》，这些香港黄金时期的警匪片或黑帮片，强调警察是社会的执法者，惩恶扬善，并作为"人治"社会的一部分保障社会制度的运作，不受罪犯的侵蚀。

譬如《A计划》，片中香港刚刚开埠不久，清政府无权染指香港的建设与治安，而英政府又对其抱以弃之不顾的态度，香港的社会秩序只能依靠港人自己，因此警察成为"港人治港"的象征，他们普遍具有怜悯心与爱心，扶助弱小，打击恶势力。

《警察故事》同样如此，成龙扮演的警察陈家驹为人刚正不阿，却遭奸人陷害，为了洗净冤屈，惩奸除恶，陈家驹与罪犯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事实上，上述八十年代的香港警察形象，与如今火热的主旋律电影中的军人或警察形象，相距甚微，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人物，往往是"主题先行”的产物，人物形象较为单薄，缺乏细读的蕴涵，这一状态直到97前后，坏警察形象的出现，才有所突破。

随着97的到来，港人对“人治”社会失去信心，这导致警察这一曾经的象征性角色出现转变，不再是大智大勇、慷慨就义的英雄形象，甚至不再被塑造为好人，一种较为另类的警察角色因运而生————“黑帮警察”。

前后相当一部分的影片都力图解构之前银幕的经典形象，这当然包括警察这一重要角色，如《暗花》中替黑势力卖命的警探阿深；《PTU》中和当地黑帮纠缠不清的肥沙；《无间道》中的双面警察刘健明，都是“黑帮警察”的典型代表，他们替势力做事，性格狡黠，道貌岸然。

当然，这种坏警察角色的出现，不仅呼应了港人集体对香港前途叵测的猜疑，更表达了一种“道义不在，公正苍白”卫的悲观情绪。

与中国香港警察"好的好到无以复加，坏的坏到千夫所指"相比，韩国犯罪片中的警察形象则属于“被遗忘”、“缺失”的角色。

因为在根本性反思制度、权力的类型经验中，警察这一角色能提供的实质性帮助甚微，既不能推动剧情发展，亦不能使观众认同，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类型图腾而存在，以便观众识别。

简而言之，“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叫这类“缺失”的警察是韩国犯罪片的共性，如《追击者》、《黄海》、《金福南杀人事件》、《孤胆特工》、《恐怖直播》、《协商》、《奥罗拉公主》等。

当然，这类“缺失”的含义，并不意味着他在类型中是可有可无的角色，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这类警察在剧情上的庸碌无为，才凸显了韩国犯罪片批判“法制”的思想色彩。

一般来说，无论是好警察还是坏警察，对影片都具有功能性意义，好警察增添观众的代入感，如《警察故事》中的陈家驹，惩奸除恶，弘扬人间真善美，宣泄观众负面情绪，坏警察则可以凸显影片的批判精神，通过观众对警察经验性认识的反差，激发对·社会黑暗面及人性的思考。

而“缺失”的警察则比较特殊，往往在影片中插科打诨，从无害人之心，却常常因骄傲自大而耽误案情。

简而言之，这一角色可有可无，这在世界电影的范围内都十分罕见。但正是如此平庸的警察形象，在韩国犯罪片自上而下的叙事模式及探究权力、制度本质的语境下，有了批判的意味。

具体而言，韩国犯罪片中"缺失"的警察，一般同强势、精明的上级或老谋深算的政治人物一起出现，以警察的庸碌衬托善于心计的当权者，体现的正是自上而下的叙事模式。

况且，警察始终处于权力层级的下游，观众在韩国犯罪片的语境中，自然容易将"制度"这一等级鲜明的整体结构纳入考量范围，从而在“体制”中思考警察“缺失”的原因，在警察“缺失”的现象中反推“制度”的盲点。

可以说，韩国犯罪片独特的类型经验与文化语境，造就了"缺失"的警察，这一独特的类型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