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焕章：为农民拍电影是我最大的幸福

赵焕章近照 光明图片

由此，赵焕章的人生迎来重大转型。22岁入行，从场记做起，再任助理、副导演，到1974年与宋宁奇联合执导电影《一副保险带》，赵焕章开始了他的导演生涯。

1980年，《海之恋》上映，随后“农村三部曲”接连推出……扎实、丰厚的生活和艺术积累，让赵焕章攀上创作高峰。1988年，他荣膺“新时期全国影视十佳导演”称号。1981至1989年，连续三届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获“优秀电影艺术家”称号。

观众称赵焕章为“庄稼人的导演”，评价他的农村题材影片有思想性、艺术性，洋溢着一股自然的、清新的、迷人的“乡土气”。《喜盈门》讲的是北方农村一个四世同堂大家庭，祖孙婆媳姑嫂妯娌之间的人际关系纠葛。故事背景，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影片将一个复杂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改革问题，转换成浅显易懂的家庭关系描绘，观众透过亲情的重建，感知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时代脉动，在笑声中受到触动，得到启发。

放映那年有这样一个细节：影片完成后，按惯例要有答谢放映，赵焕章带着留厂拷贝到与拍摄相关的上海、济南等地巡回放映。他特意留心数了数现场观众的笑声。在上海，观众笑了四五十次；到济南，观众的笑声是七八十次；再到烟台，有一百多次笑声；到了平度县城，观众笑了一百二三十次；等真正到农村，笑声达到一百七八十次。

“越靠近农村，越靠近农民，越靠近家乡，掌声和笑声就越多，因为老乡真正懂得片子里的故事和细节。”从笑声中，赵焕章看到了自己作品在农民观众中受欢迎的程度。在笑声中，他更加坚定了用毕生精力为农村小人物画像的创作方向。

《咱们的牛百岁》讲的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党员牛百岁带领由懒汉、寡妇和光棍组成的社员小组脱贫致富的故事。“牛百岁”的形象，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

影片中有一场戏，懒汉田福跑到牛百岁家里砸锅泄愤。“砸锅”的情节，是赵焕章启发编剧袁学强从农村原生态生活中发掘的。当年，导演谢晋对这场戏赞不绝口，说“这种戏谁都拍不过赵焕章”。的确，没有长期农村生活的积淀，没有对农民兄弟的一片赤诚，绝对拍不出这样朴实无华的精彩场面。

1985年上映的《咱们的退伍兵》，出自老作家、“山药蛋派”代表人物马烽和孙谦的作品。当时，赵焕章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农村带来的显著变化，迫切地想要尽快予以反映。影片只拍摄了70多天，以山西某乡七户农民的现状，展开一幅农村现实生活剖面图，反映了亿万农民探索致富之路的心声。

“农村三部曲”，部部紧扣农民身边事，农民看了亲切，怎不喜爱？正如赵焕章自己的提炼总结：“要拍农民戏，先拜农民师。”他坚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导演农村题材影片，赵焕章有5条原则：题材具有社会意义，反映群众心声，富有时代感；符合生活真实，不搞胡编乱造；把戏揉进日常生活，要有生活气息；注重中国人民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追求群众喜闻乐见的轻喜剧风格；人物都是活生生的，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农村三部曲”的成功，正源于此。

赵焕章的认真敬业，在上影厂是出了名的，更令人敬佩的，是他对剧本、对作者的尊重。对全国不少业余作者尤其是农民作者，他都热诚相助，甘当不挂名的编剧，一次次帮助作者修改剧本。

《喜盈门》的原著来自山东农民辛显令，赵焕章将作者邀来上海一起改剧本，两个月的时间，五易其稿。《咱们的牛百岁》的作者袁学强也是农民，一手把锄一手写作。赵焕章读了他的小说《庄稼人的脚步》后将他请到上海，和上影资深编辑刘福年一起，教袁学强“触电”。在上影文学部招待所的宿舍，墙上贴满了手抄大字的剧本文稿，针对每个章节提出的意见也都写在上面，几个人日夜讨论、修改，七易其稿，才最终定稿。

“剧本，一剧之本。我最喜欢和生活底子深厚的作者合作，最反对脱离生活的编造。”赵焕章说，电影是富于群众性的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应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创新不是片面的形式、技巧问题，基于生活的朴实无华和高度提炼，就是创新。作者要有敏锐深刻的洞察力，对生活要有独到见解。

赵焕章的心中始终牢记“搞电影不能忘了农民”，要“为中国农民拍电影”。他说，“如果作品能得到观众的喜爱，说明我们的劳动得到了社会的承认，那便是我最大的幸福。”

从中国电影金鸡奖的领奖台归来，赵焕章还在坚持下乡生活，依然沉醉于迷人的乡土气。“是生活给了我一切，带给我丰硕的创作成果。”他说，“时代在前进，农村在发展，相信今后一定会出现更多有影响力的、观众热捧的农村题材影片。我很期待！”

（本报记者 颜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