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春满人间》：一个真实的故事

五一节，终于结束了一场疲惫，却也令人兴奋的“授课之旅”，可以休息几天了。

犒劳自己的方式，就是看一场老电影。这一次，我选择1959年上映的《春满人间》。

“人民电影”时代的电影，只要能沉下心来看，就总是能够收获一份惊喜。

导演桑弧把这部电影拍得清新、优美、阳光，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新上海，在镜头中显得朝气蓬勃，到处充满着青春活力和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友爱，这和新锐导演章子怡在她的《诗》中用“阴间滤镜”表现新中国截然不同。

《春满人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1958年，炼钢工人丁大刚（卫禹平 饰），在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中遭钢水烧成重伤。为抢救丁大刚，东华医院紧急动员，由外科主任范纪康（白穆 饰）邀请专家会诊。

白教授（郑敏 饰）引证欧美国医疗文献资料，强调病人烧伤面积过大，无法治疗，范主任也流露畏难情绪。旁听会诊的钢铁工人梁世昌（中叔皇 饰）不同意这种消极看法，他的发言引起党委书记方群（白杨 饰）高度重视。方书记认为，西方国家文献资料并不能证明就是完整全面的科学总结，人的因素才是决定性的。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医院和全社会努力下，一场抢救丁大刚生命的战斗打响了。坚强的丁大刚向组织保证，只要能活下去，哪怕是残废了，也要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丁大刚的乐观与坚强激励了广大医务工作者，大家都积极献计献策，战胜了多次病情突变的危险，终于使丁大刚起死回生，重返工作岗位。

除了画面优美，《春满人间》的另一个特点，是许多对话具有思辨性、理论性，但毫不枯燥。

比如，当白教授振振有词的宣称，根据美国的统计资料，如此严重的烧伤，死亡率是百分之百时，方书记却针锋相对地指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医学科学会有不同的结果。她说，在美国，遭受如此严重烧伤的患者，绝大多数都是一线的工人，而美国的社会制度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会全力抢救工人，所以死亡率必然会很高。

再比如，在治疗过程中，丁大刚的右腿突然遭受绿脓杆菌的严重感染。范主任为保住病人生命，力主锯腿，方书记则支持另一些医务人员培养噬菌体，寻找消灭绿脓杆菌的新疗法，力争不锯腿。

一位年轻的医生担心地问方书记，“不锯腿的话，万一救不活他，党的威信怎么办？”方书记则沉静地回答，“党的威信在于真正为人民负责！”

这句话，今天听起来仍然令人感到掷地有声，振聋发聩！

电影《春满人间》是根据真实事件创作的。

丁大刚的原型叫邱财康，1928年生于崇明，1951年被招进上钢一厂，1956年转炉到上钢三厂，是一名优秀的青年炉长。

1958年5月26日，深夜11点，行车吊运时主扣松了，10吨半1300℃的铁水掉下来，爆炸了……瞬间，邱财康全身89.3%面积的皮肤被灼伤，深度灼伤面积达23%。邱财康的表皮好像焦炭，头肿得像个气球，生命危在旦夕。

烧伤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受伤组织的范围和深度，烧伤深度可分为I度、II度、III度，其中III度最深，损伤到末梢神经。原瑞金医院副院长、烧伤专家袁克俭教授说，

“以当时的医学水平、设施条件，像邱财康这样的病例，存活机会微乎其微。当时业界公认的美国烧伤学科权威——伊文思的理论，仅适用于全身烧伤面积低于50%。这种情况国际上认为没有救治希望了。”

国际“权威”结论的摆在面前，医学极限似乎已划好了生死线，但一个普通工人的生命，牵动了方方面面的心。上海第二医学院和广慈医院（瑞金医院前身）迅速组织了抢救小组，在全社会的支援下，全力救治这位阶级兄弟。

严重烧伤后的病人要经历三个生死关：休克关、感染关、植皮关。

前两关，邱财康一一渡过（这些在影片中有生动的再现，这里不赘），值得多说几句的是最后一关，也是最难的一关——植皮！

当时，邱财康只剩腹部一小块皮肤完好，可谓“体无完肤”，只能采取“异体植皮”的办法。医院贴出了征集皮肤捐赠的公告，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社会氛围中，每天都有成百上千名献皮志愿者涌入医院，包括解放军战士、学生、甚至本院女护士。邱财康历经3个月的移植补皮后，几乎没有生还可能的他，竟神奇地痊愈了。

1958年，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火红年代。11月21日，邱财康康复出院，引发国内外医学界轰动。

这一年，生命垂危的青年工人邱财康31岁，出院之后，他又健康生活了56年！他的全部生命，都证明了这样一个结论：在社会主义中国，医学科学的确表现出了和美国不一样的品格。

《春满人间》的片尾，恢复了健康的丁大刚，在一片盛开着鲜花的草地上举办自己被推迟了数月的婚礼，新娘是一位美丽的公交车售票员（王丹凤 饰），远方是宏伟的上海钢铁厂，巨大的烟囱直插云霄。

这一画面无疑是一个隐喻：工人阶级的幸福生活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息息相关。

这样结尾也令我想起电影《钢的琴》（2011年）。影片一开始，就是一个颇具黑色幽默的场景：

下岗工人陈桂林，组织了一个小乐队，为一次葬礼助兴。灵棚就搭在一个发电厂的围墙外面，背景是两座巨大的冒着水蒸气的凉水塔，一望而知是建于“一五”期间的大型国有企业，灵棚的横幅上写着“沉痛悼念母亲”。

这场葬礼，是为母亲举办的，也是为国企举办的，只有享受过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所带来的安全感的工人，才会把国企比作“母亲”。

在《钢的琴》中，因为“母亲”的去世，骄傲的前国企工人陈桂林，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妻子，也被剥夺了做父亲的权利。

时隔半个世纪的两部电影，说明了许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