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衣哥，富极生悲

朱之文又一次被送入大众视野。

因为儿子的婚事，今年已经52岁的朱之文，再次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炒作”“吸血”“闹剧”“道德绑架”，自成为“大衣哥”以来，朱之文的生活似乎始终围绕着这些词。

面对争论和非议，朱之文坦言自己已经习惯了，他说：“在出名的这10年里，就没过一天安生日子。”

几天前，“大衣哥”朱之文儿媳陈亚男于个人短视频平台上，说明自己已经与朱之文的儿子朱单伟解除了婚约。

在那三封不算短的自白信中，陈亚男是委屈与不甘的。

她坦言在成为朱家儿媳的这些年，自己的生活“可以说是衣食无忧”，公公朱之文也曾表明不需要她挣钱养家，可由于不想“啃老”，陈亚男还是选择进入直播领域工作，因为：

“我也想做一些事，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可问题就在此时出现了。

陈亚男声明截图

有网友去回顾了陈亚男的几次直播，发现其内容近乎都与公公朱之文相关。如此，“蹭流量”、“赚热度”等言论不断涌现，更有人说，陈亚男不过是为了钱财才选择嫁入朱家。

面对这些言论，陈亚男将它们全部归结为“网友的人身攻击和侮辱”，并说自己因此“一度走在崩溃边缘”。

所以她恳求朱之文能站出来把事实澄清一下，但令她失望的是，朱之文一方自始至终也没有给她想要的回应。

陈亚男声明截图

于是陈亚男决定离婚了。

在发布解除婚约声明后不久，陈亚男委托母亲将订婚时朱之文一家给予的彩礼退回，希望以此自证清白，可网友似乎并不买账，争论仍在继续。

时至今日，除了署名为“大衣哥文化”的自媒体账号，发表过“朱之文7问陈亚男”的文章，朱之文本人及儿子都未做出回应。

这场由朱之文家务事引起的讨论，为众人留下了诸多疑问。

真相还需等待，可无论结局如何，风波里的朱之文都无法平静。

回想2011年成名的那个夜晚，朱之文一定想不到，“大衣哥”的名号不仅会给自己带来名气，还会带来无法言语的无奈与心酸。

在凭借一首《滚滚长江东逝水》走红后，朱之文最先感知到的是喜悦。

那时候他刚刚收获“大衣哥”的标签，外界对他的认知仅停留在“农民歌手”，很多人想要了解他，媒体成了最先登门拜访他的人。

在最初成名的日子里，朱之文很乐意接受采访。

听闻有记者上门，他会提前几天在家里做好准备，白天整理家务，晚上沐浴更衣，他希望以最好的精神面貌迎接远方来的客人，“有时候激动得都睡不着觉”。

镜头面前朱之文总是容光焕发，对于媒体提问也是知无不言，他觉得“能上电视的机会不多”，一定要好好把握。

2012年，在成功登上春晚舞台之后，朱之文成为了真正的“家喻户晓的名人”。找他演出、录节目的人越来越多，专属于大衣哥的烦恼也开始增加了。

与名气同时走向全国的，还有朱之文一刻不停的脚步。

一夜成名后，他参加了不少商演活动，饭馆开业、楼盘剪彩、公司年会……他穿梭在各类演出现场，一遍又一遍地演唱着自己的成名作。

很多时候他在台上唱着，台下的人吃饭喝酒聊天，演唱结束后再一拥而上地冲上台，一边与他合影一边高喊“我是你的歌迷”。

可这些人真的喜欢他吗？

这个问题朱之文从来没有想过。

商业演出不断增多，朱之文不得不辗转于各个城市，最忙碌的时候，他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都奔波在路上。

乘坐各类交通工具成了他每天的任务，日复一日，他落下了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肩膀和手腕也因为签名太多而酸痛不已，“真是一身的病”。

在参加各类演出时，朱之文时常会被节目组要求演出一些明显不符合自身风格的节目。比如唱周杰伦的歌、跳迈克尔·杰克逊的舞蹈，以及和交响乐团配合演出。

对此，朱之文表现得很吃力，彩排时常闹出笑话。每当这个时候，排练厅里都会传出阵阵笑声。

而站在一旁的朱之文只能尴尬地搓搓手，然后对着镜子继续做出略显怪异的舞蹈动作。

朱之文练习舞蹈

与此同时，朱之文也曾被邀请参加一些所谓高雅艺术的演出。从田野走进音乐厅，站在各类管弦乐器中间，他格外局促。

那一天，朱之文看着指挥棒在自己的面前来回挥舞，却不懂如何配合。多次出错之后，乐队指挥毫不客气地当场指责他各方面都不够专业。

尴尬，显而易见。

和其他名人相比，草根出身的朱之文格外平易近人。他从不会拒绝电视台提出的任何要求，即使很多时候，为了迎合舞台他已筋疲力尽。

他从来不追问必须那样演出的理由，也不追究电视台的要求是否合理，他只是偶尔抱怨：

“做节目特别累，不如干农活轻快。”

对于“成名”这件事，他开始感觉到疲惫了。

为了能获得更多的休息时间，朱之文减少了商业活动的次数，但对于公益演出，他则鲜少拒绝。

2012年，朱之文应邀参加某慈善拍卖活动，也就是在这次活动中，他第一次脱掉了那件将自己带上成名路的军大衣。

为了给一位患有白血病的孩子筹款，朱之文决定拍卖大衣，“这就是一件衣服，大不了以后再买件新的，但如果它能帮助到别人，就是好的。”

后来，这件他在旧货市场以28.5元购入的大衣，被富商以51.8万元拍得，为了表达谢意，他还特意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见到这样的场面，主持人又说，其实真正需要资助的不是1位病人，而是6位，而且还都是儿童。随后在现场，6位患儿家属对着镜头痛哭流涕，一边诉说着命运的不公和残忍，一边对朱之文表达着感谢。

这让朱之文既感动又心疼，于是当听到主持人说，大衣拍卖所得并不够支撑所有孩子后续治疗时，他赶紧补了一句：“我个人再出资十万。”

话音刚落，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朱之文笑得很开心，台下的经纪人却有点懵了。

这是朱之文成名的第一年，十万元对于他来讲并不是一个小数目，经纪人试图劝说朱之文放弃捐款，可他却拒绝得很干脆。

“你别考虑这些，这些都无所谓。能让小孩治病，这个名要不要无所谓。”

最终，朱之文拿着借来的钱履行了公益诺言。这本是好事一桩，没成想很多事就是从此走向了失控。

朱之文谈捐款10万元

将大衣拍卖之后，朱之文成了有名的“大善人”。很多人乐于探讨他的质朴与善良，然而不久之后，“他有钱就该捐”的言论也渐渐传开。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坊间开始流传“大衣哥年薪过千万”的言论，朱之文成了公认的“有钱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他“寻求帮助”。

朱之文曾碰到过一次让他极为恼火的“碰瓷”。

那一天，他像往常一样骑车回家，在路口等待红灯时，一位女子拦住了他，言语激动地说：

“大衣哥，追了你一路，可算追上了，我需要你的帮助。”

求助突如其来，朱之文丝毫没有心理准备，正当他准备和女子交谈时，一辆大型货车从岔路口开了过来。

朱之文担心女子被剐蹭，便将车向旁边挪了挪，给对方让出了一个安全地带，过程中却将一位站在路边的老太太碰倒了。

朱之文吓了一跳，赶忙上前查看情况，而老人家的爱人就在此时冲了出来。老爷子没有听朱之文的解释，而是直接开口叫骂道：“你不是就是个朱之文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被横加指责的朱之文有点委屈，他想寻求那位女子的帮助，不成想怕惹上麻烦的她已骑着车离开了现场。

随后朱之文主动提出带老人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诊断对方并无大碍，可老人家属却坚持向他索赔，不仅态度强硬，而且脏话不断。“骂得很难听，而且一直在骂……要不是因为我是名人，我肯定揍他们了”。

老人一家不依不饶，无可奈何的朱之文只能出钱了事，“最后给了他们8000块钱，他们才不骂了”。

朱之文回忆被讹往事

后来，这次救人反被讹诈的遭遇，成了朱之文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日后每每讲起仍觉得无比愤怒。他不满老人一家破口大骂的恶意，更不理解女子选择骑车离开的理由：

“她走之前还看了我一眼，这个是最让我难受的。”

这件事之后，朱之文变得谨慎起来。他不再理会路边随意找上自己的人，却无法避免那些寄到家中的求助信。

朱之文至今都不懂，村外面的人是如何获取到他的联系方式的。

有那么一段时间，朱之文每天都会接到村快递站打来的电话。起先他以为是粉丝给寄来了礼物，可拿到手里才发现，那些全都是从天南海北寄来的信，而其中内容无一例外的，全都关乎一个话题：请求大衣哥捐款。

这其中，有人声称自己患有白血病急需钱财治病，有人则说父亲已卧床多年需要捐款维持治疗，更有甚者说自己单身三十多年，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对象，急需一笔结婚资金。

癌症、瘫痪、中风、残疾、买房、买车……面对众人五花八门、真假难辨的求助理由，朱之文始终抱有复杂情绪。一方面他担心被骗，另一方面又害怕错过真正的求助。

对于那些信，开始时他还会主动联系求助者，询问其具体情况，可得到的回应总是错漏百出。

类似的事情发生多了，朱之文便不再管了。后来当再有信寄到家中时，他会先打开看看，如若内容关乎借钱，他就会将信和信封一起扔进土灶台里。

虚假的求助信和柴火一起被烧个精光，朱之文心中的某个角落，好像也只剩下灰烬了。

朱之文烧掉“求助信”

时至今日，朱之文仍住在老家朱楼村里，尽管他这些年的收入，已足够他在县城买一处体面宽敞的房子。关于他不愿离开家乡的理由，各类揣测不少，可朱之文的回应自始至终只有一个：

我的根在朱楼村，我离不开它。

从前谈起家乡，他的言语中总是透露着愉悦和留恋；可现在他更多表达的，却是无奈和心酸。

在收获“大衣哥”这个名字之前，朱之文更多被朱楼村里的人唤为“三大嘴”。

彼时他家里穷，“条件不说是全村倒数一二吧，也得是倒数三四”。可即便如此，他还是会拿出一笔钱去购买家用卡拉OK，有些村民也曾在背地里议论“他是不是脑子坏了？”

朱之文有一双儿女，日常生活和念书都需要开销，眼见着家里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他只能背起行囊去北京工地上找了份体力活，但没几天又回来了，问及理由他说：

“城市的环境不适合我，而且也耽误我唱歌。”

朱之文在家中和鹅逗趣

成名前朱之文每天清晨四五点钟，都会到家附近的一条小河边开嗓、练歌，这样的行为经常引起村里人侧目，那时他们问，会唱歌有什么用？

这个问题在朱楼村里飘荡了几十年，直到朱之文42岁那年，“大衣哥”诞生了，答案也出现了。

在拿到成名后的第一笔收入时，朱之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自费为朱楼村安装了健身器材，后来听说村里总断电，他又自费添置了变压器，前后花费近5万元。

村里的饮用水短缺，有人便请朱之文再出钱添置供水器。朱之文号召村民平摊费用，没成想奔走多日竟无一人附和，最后他只能自掏腰包，连配送费和安装费都是出自他的口袋。

后来有人问村民为什么不肯出钱呢？对方反问：“他有钱，为什么还要我们出？”

水、电问题都解决了，朱之文又盘算着为家乡修条路。为了表彰他的贡献，村里特意以“之文路”为其命名，并在显眼的地方给朱之文立了一块功德碑。

朱之文本不同意，因为“在我们那死了人才立碑”，但村里极为坚持，他便只能默许。

没成想碑立下了，麻烦也找来了。

那块写有“之文路”的石碑不仅成了他善举的纪念，在某些村民眼中，也变为了朱之文财富的象征：“村里谁都没有他有钱”。

之文路修成后，村里忽然有了许多需要用钱的地方。

翻修幼儿园，朱之文出资3万，没过几天又传来了建设文明村庄的消息，当时朱楼村村委会盘算着要在广场空地上搭建一个文艺汇演的舞台。

施工前，村干部拨通了朱之文的电话，问他是否愿意出钱资助活动，“得要1、200万吧，最少也拿20、30万”。

听了这话朱之文笑出了声，重复了几次金额后便挂断了电话。

后来这件事成了朱之文“不懂感恩”的证据之一，村支书说，成名之后的朱之文还做了很多“过河拆桥”的事：

“包括群众，包括镇里、县里、村里，那都是极力地捧他，要不然他走不到这一步。（之前）俺村里找他捐助建个学校，（他）一分钱没捐。”

用钱的不只有朱楼村，还有村里的人。

在还只是三大嘴的时间里，朱之文有两个乐趣，一是唱歌，二是和家中的鸡、狗逗乐。村里人觉得他“不着调”，平日里也不愿和他来往。

但当他成为“大衣哥”之后，一切都变了模样。

朱之文的朋友变多了。

许多从前不常来往的人，在他成名之后，都有了“到家里坐坐”的习惯，见面通常以叙旧开篇，而后便绕到“借钱”的问题上。

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久而久之朱之文也怕了。

有一次他去邻居家做客，妻子李玉华来电说“有朋友来借钱”。朱之文听后不自觉地一抖，然后赶紧和邻居说：“我能在你家躲躲吗？等借钱的走了再回家。”

结果这一等，就从下午4点，等到了深夜10点。

对于借钱，朱之文能躲则躲，可即便如此他家中还是攒下了一沓厚厚的欠条。

根据他的回忆，写在上面的欠款加起来有100万元，其中有的要了回来，但更多的则是有去无回。

时间久了，朱之文也看清了。他不再张罗着为村里添置东西，也极少与村里人打交道，他甚至改掉了坚持了几十年的，去河边练歌的习惯。

他想图个清净，可在外人看来，他是“有钱就飘了”，“太拽了”。

朱之文在村里的口碑急转直下。

后面再有媒体到村里采访，面对有关朱之文的问题，大多数人都选择闭口不谈，而谈起那条“之文路”，村民则表示：

“就修了那一段……之前还说要把这个桥也修上来……说大话使小钱。”

如今在朱楼村里，那个曾被立在路口的“之文路”石碑，早在几年前的一个深夜，被村民用锤子砸碎了。

所谓功德粉碎一地，朱之文说：

“都是钱闹的。人跟人打交道是最难的，我现在特别心灰意冷。”

这些年，朱之文越来越不爱出门了。

刚出名时，他还时常会去农地里干农活，碰见赶集日，他也会骑着三轮车去集上采购一番。即使每次出门都会引来不少人围观、合影，但他还是乐在其中，因为在他看来那都是粉丝表达爱意的方式。

可最近几年，朱之文更多时间都留在家里，又或者说，是被迫待在家里。

直播短视频时代来临后，朱之文的家门口成了朱楼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很多人举着手机聚集在此拍摄大衣哥的生活，出门变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

“我们家像个公园，谁来都可以。”

围观直播朱之文的人

如今打开各大短视频平台搜索“朱之文”，关联用户已高达上百人，点进这些人的作品主页，其中内容则全都是有关朱之文的日常。

通过那些短视频，人们可以了解朱之文一天的生活：挑拣粮食、整理家务、吃饭洗漱，或者偶尔唱歌，对于旁观者来说。这一切看起来都极为平常，可于拍摄者而言，这些都是难得的生财之道。

第一批主播涌入家门时，朱之文还不知道“直播”为何物，后来见的人多了，他便也懂得了所谓“变现”“运营”“流量”的意思。

“挣钱啊，不挣钱谁来拍他？”前来直播的人并不避讳谈及此类的话题：“在镇里打工，有时候一天才能挣一两百，在这里拍朱之文，一天光靠直播打赏，赚的就比打工多。”

在他们看来，直播大衣哥的生活只是挣钱的方式之一，至于会不会影响朱之文的生活，他们并不关心。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朱之文需要承担的“业务”也逐渐增加。最初，人们只是要求他唱歌表演，后来又演变成代言、拜师。

有些主播在找到朱之文时，将产品强行塞到他手中，然后对着镜头说“本产品由大衣哥代言”。对于这些朱之文总是异常气愤，他甚至会直接对着镜头说“这根本就是骗人的”。

还有人拜师不成，便直播向他索要120万元的“精神损失费”，不给便砸门。

朱之文的生活彻底乱套了。

2020年，朱之文家的大门被两名粉丝以拍摄视频为目的一脚踹开，事后涉事人员虽得到了处罚，可朱之文的烦恼却没有就此停止。

朱之文从来没有具体计算过，自家门前每天会聚集多少人。他只知道“从凌晨4点开始，到晚上9、10点钟，就没断过人”。

数不清的直播镜头让“隐私”成为了奢侈品，忍无可忍时，朱之文在自家外墙上挂了一排仙人掌，试图以此来阻拦翻墙进入家中偷拍的人，可没几天，仙人掌便全被踩烂了。

这之后，朱之文又在墙上安装了尖锐的铁钉，翻墙的人少了，可大门外却始终不得安宁。

这几年，爱人李玉华也曾问过他为什么不明确拒绝直播的要求，对此朱之文的回答是：

“来者都是客，人家大老远来了，只为看我一眼，和我拍个照，我不该拒绝别人。”

但在面对记者时，他又说出了另一个理由：

“不让拍就说我摆架子，让拍又说我是摆拍，能怎么办？只能不管了。”

今年，“大衣哥”朱之文走红刚好10年。

细数多年来舆论对他展开广泛讨论的理由，似乎都与“争议”相关。

从“朱之文被道德绑架”，到后来的“朱之文家门被踹”，再到最近的“朱之文儿媳妇离婚”，有关他的消息总是带着一丝悲凉的情绪，以至于外界已习惯向其投递怜悯的眼神。

有人曾问朱之文：“你觉得自己现在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呢？”

那时他回答：“我也不知道。”

被众人喜欢本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可不知道为什么，朱之文始终无法感知到畅快的幸福。

“做好人真不容易。”

今天再看朱之文，他身上专属于草根歌手的励志光芒已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是为“流量”奔波多年的疲惫与无奈。

“一点办法都没有，累得慌，累的快不能活了。”

相似的话，朱之文在成名之后说过很多次，但时至今日，他仍没有找到可以消解这份疲惫的方法。

从前感到烦闷时，朱之文会离开舞台躲回家中。干完农活后，他喜欢在自家的院子里晒晒太阳，和陪伴了自己多年的公鸡、小狗逗乐。有时，他也会到母亲的坟前烧些纸钱，和亲人说说过去的事情和如今的改变。

如此安逸几天，他的郁闷便会被一扫而光。可现在，这样的宁静也被无孔不入的手机镜头窥探着。

朱之文已无处可逃了。

“说实在的，我现在就是不想出名了，还是当个普通老百姓最好。没有那么多打扰我的，在家喂个小鸡、小鹅、小羊多好。”

可一切都回不到从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