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无惧：玛格丽特爱特伍》向残酷世界发起温柔革命

头戴白帽，身披红衣的女性们走入了我的人生，红色是生命的颜色，同时也隐含反叛的能量。

由影集我初次接触到玛格丽特爱特伍作品（Margaret Atwood）—《使女的故事》。

我首次感受到有别于《动物农庄》，《1984》带来的恐惧，由女性创作出来的反乌托邦世界竟然如此迷人，却又如此残酷。

《使女的故事》像是给女性看的恐怖故事，它不卖弄突发惊吓（Jump Scare）也不以血腥为号召。玛格丽特爱特伍创造出了一个看似架空，却又如此现实到令人战栗的世界。

加拿大作者玛格丽特爱特伍（Margaret Atwood）提到：「切记，在这本书中我所用的所有细节都是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的，换句话说，它不是科幻小说。」

写作《使女的故事》之前，爱特伍花了很多时间田野调查，她搜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受压迫却无法发声女性的故事，将她们的生命历程杂揉进她的小说中。

无外乎，《使女的故事》中的女性角色如此有血有肉。使女们的形象成为全世界无法发声女性的代言人。

玛格丽特爱特伍出生于加拿大，父亲是植物学者，从小她与兄长在自然中嬉戏成长。爱特伍拥有作家，诗人，评论家，社会运动倡议者等多重身份，她敏锐的目光总能看到当今社会不堪的问题，一语道破复杂问题的症结点，也许能归功于长年观察植物的经验。

1962年爱特伍进入哈佛大学就读的时期，她在全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最高学府学习文学，凭借着对于文字的热诚徜徉于浩瀚文海中，在这之前他已经出版第一本诗集Double Persephone。

哈佛作为最高学府，爱特伍发现隐藏在这栋四百年建筑物背后的男女差距。1960年代哈佛图书馆并非完全欢迎女性进入，甚至部分图书馆只开放给男学生使用。

在女性主义尚未抬头的时代，女性主要仍依附在家庭与传统价值。爱特伍如果有机会她想要进到这些“被禁止”的图书馆中借书，但事与愿违。学术殿堂却因为性别束之高阁。

爱特伍将他在哈佛的所见所闻杂揉成为创作养分。《使女的故事》中的基列国，有着19世纪维多利亚式建筑美感，她们身着蓝绿色大衣，每一位都是饱读诗书，才艺双全的优雅女子。

但是，最终她们都败在”生育“一词，这一个理应是象征人类未来的名词，却硬生生成为这群女性的绝望来源。

此外，违反规矩的使女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吊死，爱特伍亲身抵达拍片现场时，看到这一幕时仍会发出感叹「我怎么会写出这么残忍的故事。」她知晓这个情节皆出自于笔下，但她自己不忍卒睹。

看到这一幕的同时，我们的生命仿佛已经与使女们产生连接。身为生活在二十一世界，感受着前人们奋斗过的痕迹，当代女性们能够和男性在同个职场工作，拥有投票权，受教权。

当某一天某个时刻，我们理应拥有的一切瞬间被夺去，女性再度回到无法做选择的时代，《使女的故事》一部残忍的末世寓言，直截了当划开了女性们内心深层的恐惧。

相较小说中严肃的文笔，爱特伍以独特的幽默感掳获了世界各地读者的心。日常生活中她就是再平凡不过的女性，以写作为生，闲来无事喜爱拔拔杂草，每日花时间沉浸于书店，创作出一篇又一篇精彩的故事。

身为女性，女儿，妻子，母亲，作家，爱特伍笔下每一位女性皆有各色面相，在艺术家朋友眼中，玛格丽特爱特伍拥有耀眼的光芒但不扎眼，她的谦逊温和令人印象深刻。

身为得奖无数的畅销作家爱特伍，除了自身创作外，同时关注于女性议题，深知世界的某个角落仍有无法出声的女性们，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被剥夺了发声管道，爱特伍决定将他们的故事写进作品中，以小说中的角色们代替他们发声。

无论是《双面葛蕾斯》中的被粘贴无数标签的女主角，抑或是受困于宗教与威权下，失去人权与自由的使女们。

她自认为自己不是社会运动者，因为社会运动者穷尽一生拥抱理想为社运付出。

「我常被找去代表这些人说话，是因为我没有正职工作，去讲话并不会危及我的生计。」爱特伍一派轻松地说道。社会运动者走上街头以身体力行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诉求。

小说家以笔代戎，他们的笔就是武器，就我的观点爱特伍与社会运动者并无二异。她追求着更平等且美好的未来，对于世界上不公不义之事深痛欲绝，只要还有呼吸她就不曾停止观察与批判。

因为著作发表，她受邀至各大场合演讲，面对着年龄层、性别不一的观众，她相信她的作品拥有力量，能够改变世界。

爱特伍在某次访谈中提到，当她还没什么名气的时候，她有次将成册的稿件寄到某间出版社，却迟迟没有下文。直到爱特伍稍有名气并且得奖后，该出版社才回信联络她。编辑给了一个令她哭笑不得的理由：

「因为有位女职员怀孕变得健忘，没有将稿件从抽屉取出，导致出版社没有回信给你。」

爱特伍接着说道：「我看到稿子被搁置在书堆最下层。」

因荷尔蒙影响改变孕妇身体，为人母的不适却成为了出版社编辑的借口。爱特伍的口气有些戏谑也有点无奈，因为她知道这件事情一点也不好笑。

女性的身体除了不应成为他人的借口，同时也体现出女性的身体、性事，俨然成为茶余饭后日常话题，笑话的背后是某个群体的遭难，更显得世界不平等。

以《使女的故事》与《双面葛蕾斯》为例，爱特伍的小说作品以女性视角出发凝视着由父权构架出的世界。阶级，父权，被剥夺感控制着故事中的女主角们。

围绕着一桩杀人命案，女仆葛蕾丝被指控为杀害主人的凶手。改编自19世纪真实发生凶案。《双面葛蕾斯》主旨并非在找出凶手或是侦探解谜过程，一名出身低贱的爱尔兰移民少女，受到贵族家庭的欺侮，她反抗的过程又有谁在意？

也许一般大众们与故事中的心理医生一样，在意的只是葛蕾斯当时的意识是否清醒，她从哪里来？她的故事（Herstory）就在历史（History）中被人遗忘。

摊开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爱特伍细细阅读信中的一字一句。因为她知道这些信件承载的是不同女性的生命故事，不可承受之重。这些女性可能没有名字，有些人可能也已不在人世。

当女性成为使女之后，她们就失去了姓名，而成为某位不知名大主教的物品。June从此成为了Offred。（Of Fred在英文语意为Fred的（所属）之意。），使女的故事与神隐少女中的千寻一样，头也不回地前往夺回姓名的旅途。

被夺走姓名，就会找不到回家的路。—《神隐少女》

即使被剥夺名字，也请不要忘记自己是谁。—《使女的故事》

面对到由男性为中心建构出来的历史。《双面葛雷斯》中隐含一个有趣的观点：这世上没有女的莫扎特，因为没有女的开膛手杰克。

艺术史评论学者诺克林同样提出了类似疑问：「为什么这世界上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

无论是杀人犯，艺术家，或是天才音乐家自古以来就是男性的领域，爱特伍就读的哈佛大学也是如此，女性的故事囚禁于经年累月的桎梏中，在这些问题背后，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是问题的本质与从古至今的社会构架。

爱特伍由前人的论述，容纳自身观点创作出一本本叫好又叫座的小说，除了商业上的成功，爱特伍的作品承载的概念影响了后世许久。

《使女无惧：玛格丽特爱特伍》由Nancy Lang & Peter Raymont两位纪录片导演，以深刻动人的镜头语言，侧写玛格莉特爱特伍的人生故事，这一部纪录片如同她本人的个性，安静细腻，不以张狂，愤怒的态度为诉求，却十分强大。

当使女成为走出小说，被拆解成符号，这股安静的力量即成为袭卷全世界的女性浪潮。我无法一一诉说《使女的故事》带给我的人生启示，生育也许不是现代女性人生必经选择，爱特伍已不间断地提醒世人这条革命之路还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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