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文学、影视三角度来看,《三国演义》为何屡次改编?
经典文学向来是影视剧改编的重要来源,可谓经久不衰。经典作品拥有永久的人物形象、故事原型、意义价值,并且拥有广大的读者和影响力。
使得改编后的电影本身就拥有巨大的艺术内涵和产业价值、社会影响,并且随着时代的转折,经典在不同的时代也折射出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它内在地强烈地呼吁影视创作者去改编,去创新,去对社会产生影响。
同时,经典文学也在影视剧的二度创作中重获新生,按刚刚故去的美国耶鲁大学文学教授、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一书来讲,这就是经典本身产生的“误读”,而这种“误读”是可贵的,必要的,它使经典得以永续。
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作为国内影视剧改编的重要 IP,从1905年的第一次改编起,至今已经历经百年岁月,其改编可谓洋洋大观、丰富壮丽,且复杂多变。
而1980年代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节点,其对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着重大意义,经典文学的影视化自1980年代起也逐渐开始被重视。
《三国演义》的影视改编也由此进入了新的阶段。历史演义小说通常是指以大众所熟知的、通俗化的语言叙述,将朝代更替、国家征战、王储兴废等为主要的历史题材进行加工润色,使之成为完整的故事,并借此反应当时社会下的政治生态,人文及道德观念等等的一种小说体裁。
其由宋元讲史画本发展衍生而来,不仅可以在叙述过程中辅以作者自身在彼时社会的生活感受和思想感悟,也兼具对于历史本身的还原,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推论,最后将其融合并表达作者对于真实历史在整体性上的评价。
这类小说最大的特点是以史为鉴,从真实历史中汲取题材,人物形象,情节发展,并加以艺术加工,以作者的站位进行二次加工,最终呈现出一份历史的真实性与小说的虚构性交相辉映的新体裁,这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杨家将》、《明史演义》等等。
而这中又以《三国演义》最为让人津津乐道,并位列“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绝对称得上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枝奇葩,它的出现不仅震动了当时文学的样态,同时也改变了彼时文学的传播功能,并在民间以戏剧的形式大量出现,这属于大众化传播范畴,因此这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已经烙上了深深的大众化烙印,并不断发展。
以当下来看,从1980年代起,国内开始对《三国演义》进行大量的影视改编,以不同的文艺风格以及叙事语言对这部经典文学作品进行再创作,这仍是其大众化传播的一种体现。
而这部经典作品有着这样源源不断的生命力,这不仅是小说和影视同为叙事艺术的原因而形成的,更重要的是《三国演义》本身的经典价值所促成的。
因此,研究《三国演义》的影视剧改编,对于确立其自身的文学价值,是非常必要的。
章学诚曾在《丙辰札记》中提到:“《三国演义》,七分事实,三分虚假。”《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相比较,对于史实的还原比例没有这么大,但大体的框架仍是具有很多参考意义的。并且由于《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极高,也因此收获了众多“死忠粉”,这对于引起受众对三国的历史研究的兴趣意义则更为巨大。
正是有着广泛的受众基础,《三国演义》的文学改编可谓生生不息,其大众化后衍生了众多诸如评书,戏曲,戏剧等传播形式,这些形式不同但殊途同归的舞台艺术为这部经典名著的再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国演义》的第一部改编作品为1905年的《定军山》,这是有记载的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电影,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意义重大。而这部影片就取自于《三国演义》,也从侧面体现了这部经典名著所具有的文学价值以及在大众心中的崇高地位。
伴随着影视技术的不断发展,影视化成为了其再传播的全新形式,出现了极多的改编版本,也成功转变为拥有受众数量最多的大众化改编样态,成为文学经典影视改编的一个重要方向。
《三国演义》的作者为罗贯中,整部作品可谓是我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其根据三国时期的真实历史和民间传说加以融合创作而成,整体内容丰富并富有深意。
故事源起汉灵帝年间,以刘备、关羽、张飞自桃园结义为始,讲述了东汉末年直至晋朝建立近百年历史。通过历经三分天下直至最终三家归晋的结局,揭露了封建阶级统治的黑暗及底层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因而推崇作者心中的忠、义愿景。
其实在《三国演义》成书前,“三国故事”就已然走过了数百年的历史发展长河。早在唐朝时期,三国的故事就已经广为流传,上至古稀老人,下至孩童少年,都很熟悉这段历史。而随着广大民间艺人的传颂,宋代时已经出现了专门讲述三国时代故事的评书人等,这对于三国历史在平民百姓中的普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到了元代,则出现了《三国志平话》,其本质上是由元代评书本中再发展出来的,尽管很斑驳繁杂,却也有了成书的雏型。
其后,罗贯中根据宋元时期流传的繁杂版本进行整合与创新,由此诞生了《三国演义》。定义《三国演义》,首先要确立其是一部文学作品,然后才是一本历史通俗小说。
因而,文学的意义才是它最重要的——即带给受众一个优秀的故事并获得故事性外的别样审美体验,作为一部演义小说,《三国演义》的初衷是想在受众中获得更大的横纵向跨度。
因而其内涵及语言风格相较于《三国志》都尽量更加浅显,但“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语言风格依然决定了《三国演义》在传播过程中,初期受众范围长时间的局限在受过一定教育、有一定文化素质且专注于三国研究的学者身上。
但这丝毫不影响其优秀的文学价值广为流传,并恰好受益于初期受众受教育层次较高,使其文学性被发掘更加彻底,并迅速流行起来。
首先作为小说来看,《三国演义》富有的历史意义是巨大的。
这需要分两点去看。
第一是它的出现时间最早,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是第一部章回体历史通俗演义,也是第一部文人小说,当然也包含有坊间讲说的成果,从艺术性来看直接引领示范了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发展和繁荣。
其二,在成书之后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三国演义》对各个阶层都起到了道德示范作用。罗贯中通过“七实三虚”的艺术加工手法,除了生动地展现了群雄割据,三分天下的博弈,军事战争,以及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变局之外,核心是通过蜀汉人物褒扬了中华传统道德观念,他这种拥刘反曹的立场也贯穿全书。
因而,其推崇的这种仁、义、忠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深入到各阶层的人心,不经意间具有了匡世教化的功能。而这正是《三国演义》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这种现实意义体现在君臣的典范,兄弟的典范等等,比如刘备在为关羽报仇决定伐吴时,驳斥赵云时的一句话:“朕无兄弟,虽有万里山河何足为贵?”尽管这在军事、政治上是不明智的,但从现实角度看恰恰升华了人格和价值观。
这对于彼时各个阶层的正面效应不可否定,这也反映了《三国演义》作为小说的文学性和历史意义。
《三国演义》对于现实性与浪漫性的结合是史无前例的,尽管罗贯中基于现实主义在大体故事推动上尊重了历史,根据正史和民间传说加以再创作,充分想象了不同人物在彼时历史条件下可能存在的语言,活动,并作了生动具体的描绘。
但由于众多人物故事百变来在大众中流传衍变,经过不断地加工再叙述,出现了极多的杜撰,这些人物形象的立体化程度都远超其真实样貌。
罗贯中在这些已经非常充实的形象中再次提炼凝聚,使其更加完整鲜明,赋予他们别样的浪漫色彩。比如像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七擒孟获、木牛流马等等事件中料事如神的智慧,关羽在温酒斩华雄、单刀赴会中的英雄气概和忠义云天,都极具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
而这种浪漫性与现实性的结合,为后世的影视创作起到了非常好的典范作用。
最后,《三国演义》的语言也别具特色,全书语言精练流畅,言简意赅。
其实以现代目光审视,其语言风格似乎仍然偏向文言文,但在彼时社会已然是近似于白话,而使用这种半文不白的语言进行小说创作,绝对是一创举,和过去那些繁杂粗糙的语言相比,《三国演义》的语言风格明快流畅,雅俗共赏,适用于各个阶级进行阅读。
而其笔法又富于变化,以对比映衬,旁冗侧出等等方法描绘具体事件,以宏大的叙事结构,将百年之中纷繁错杂的历史的事件和人物形象紧密贴合,使之有条不紊、前后呼应,故事情节环环紧扣,层层推进,这种语言风格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这种独创的语言特色,也赋予了《三国演义》独特的影视价值,使之在影视价值上得到了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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