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性格扭曲是谁之过？在《四百击》中，聚焦青春成长的两股力量

《四百击》这部电影名字出自法国谚语，有“荒唐不羁、任性而为”的含义。

在中文里，与“惨绿少年”代表的语意相近。这部电影以此为名，借以记录一个中学生，如何经历了他十二三岁那段懵懂而坎坷的岁月。

电影的主角是一个私生子，从小托人寄养，八岁才回到母亲身边。他知道自己不受欢迎，因为母亲常对他大吼小叫。一下骂他是谎话坯子，一下要赶他去孤儿院。这种不被在乎的亲情关系，催化了少年成长中的自我意识，使他早熟而易感的心充满了孤独不安。

母亲与他的距离，无形中也扩大成世界与他的距离。他的国文老师更糟，完全视他为无可救药的叛逆分子。做错了处分，没做错也胡乱处分。在少年眼中，老师等于学校，学校等于没有用又毫无趣味的地方。

继父不讨厌他，却少了耐性。好的时候哥俩好，生气时就反射性地发怒，常常不知不觉伤了孩子的心。像是少年逃学，继父到学校查情，可是他连话都还问一句，就当着全班的面赏了少年两记耳光。这两耳光，几乎断了父子之情。

又有一次，少年想争取作文成绩，突发奇想地点蜡烛祭拜文豪，险些酿出火灾。继父气急之余，孩子讲得实话一句也听不进，只是撂下狠话要把他送出家门，丢给军校。

几次挫折下来，少年变得孤僻而自我放逐，开始离家出走甚至行窃。于是他就从警察局、法院，被送进了感化院。少年毕竟是少年，当他被送上囚车，看着眼前点点滴滴逝去的街景、人群，他落下了泪。然而，感化院里的教育并不比学校宽容。

来探望他的母亲非但没有鼓励他，还一味讽刺，甚至表态不要他了，随其自生自灭。走到这一步，究竟是谁的错？

导演从一种非常冷静、不动感情的旁观者角度，缓缓地陈述这段经历。母亲、继父、老师、同学、法官以及少年自己，每个人看似都只错了一小点，却集合成对少年人格与生活的巨大扭力，偏转了他往后人生的方向。

国文老师不是一个懂教育的人，他的爱淹没在气愤里，因为他对自己的权威受挑战而耿耿于怀。母亲爱的能力不足，因为她不快乐。不快乐，就想到儿子是绑死自己的拖油瓶、讨债鬼。继父的爱无法持续，因为没有机会细心倾听。

少年宛如一面镜子，成人的种种真面目、真状态全映在他的心底。

就像剧中，母亲明明外遇，却以加班为由迟归。这时下厨的继父，还念着孝顺母亲的大道理。少年忍不住大笑后选择装蒜，没有破谎言。成人世界的心口不一他心知肚明。在他心中，像是有两股力量在较劲：

一个是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压迫性力量；一个是他不服输、拼命要找出口的热情。

就是这两股力量，贯穿了这部片子。

从行为上看，少年四处游荡，逃学去游乐场、打弹珠台，性的事情也显得“颇知一二”。

除了这些和寻常“坏田仔”相同的模式外，他其实对小说、电影已经展现出了特殊的兴趣与能力。他记得住读过的文句，说得出观影的心得，对人间百态初有了感觉。

这是他的天赋，是属于他的力量，可惜无入察觉。而且，这世界是铁了心要与他作对，让他事事不对劲。没有人关心他，也没有一件事让他高兴地去做。

最后两股力量持续斗着，最后，少年输了。

不过，电影并没有在这里结束，接下来是导演真正开始表达他自己的立场。在《四百击》中，聚焦青春成长的两股力量。

我们不妨反过来想，如果导演不想突显个人意见，他可以在少年接受心理访谈后，或是他母亲来访后，用一个仰角镜头结尾，简简单单把观众的目光带向感化院围墙外的蓝天里。

或者，像台湾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导演是以“狱警把探监同学送来的录音带丢进垃圾桶”作结尾。另一部蔡明亮的《爱情万岁》里，是以“怎样都得不到爱的人不能自已地哭”作结尾。

前者，意味着“青春的葬送”。后者，意味着“受伤者的寂寞心灵”。

这位导演不然，他是倾全力地去刻画少年的不安。一个本质上只是几秒钟的镜头，却拉成长达四分钟的片段，导演的用意不言而喻。

少年溜出感化院，在警哨声中狂奔。他想逃离这世界，逃离所有加诸身上的不公平。少年不停地跑，影射着他漫无目的、不知何去何从、不知为何变成如此的心灵。他想去看海，因为那是代表自由、对他没有伤害的美丽角落。

当然，他逃不掉，逃不掉错误行为所必须承担的代价，但围绕他身边的成人，又怎么逃得掉疏于教育的责任？最后一幕，是少年充满无助、彷徨、畏惧地回头一眼。这镜头如迎面一鞭热辣辣的，把观众的思绪完全定格在这一声质问里。怎么回事？有谁能救他，又该怎么救？

孩子通过成人来认识这世界。当成人放弃孩子，放弃了他的热情、放弃了他对人生应有的憧憬，那么孩子有一天就会放弃这个世界，用愤愤不平回馈这个无聊又无情的世界。青春，是一段攀登岩壁的绳索。想登上顶峰，得花不少工夫。但若要下去，只需让他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