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秀消失，偶像公司过冬天

死水一片的内娱偶像生态，似乎正在迎来复苏。

选秀《亚洲超星团》播出，按部就班地放出选手名单、导师主题曲直拍，总制作人请了Rain，导师有秀粉的熟面孔程潇和朱正廷；乐华娱乐女团NAME出了团综《人不怕出名猪不怕壮》，把女团成员送去东北农村养猪；打歌节目《朝阳打歌中心》今年已经播出了第二季，豆瓣评分高达8.4分。

但是，观众和市场的热情，似乎已经从偶像行业退潮——打歌节目的豆瓣评分人数不到1万，《亚洲超星团》无法上线内地网络平台，只能在优酷国际版播出。站姐和代拍们不在乎练习生了，他们远赴横店，寻找下一个“待爆”的古装剧小生。

内娱选秀被叫停，让整个偶像行业元气大伤。曾经致力于打造唱跳爱豆的经纪公司们，或是转型涉足影视，或是专注音乐版权和线下演出，也有一些公司，最终没能度过行业寒冬。

没有选秀，内娱偶像就完蛋了吗？毒眸找到几家偶像公司和从业者聊了聊，试图回答，偶像经纪公司在这三年，究竟是怎么过的？

“倒奶事件”让101选秀在2021年戛然而止，但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预料到了这样的结局。

有不止一名从业者告诉毒眸，当时完全没有觉得影响会这么大：“我们提前听到过一些风声，但确实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得这么快，或者说这么严重。”

其中一位从业者告诉毒眸，当时公司旗下的艺人腾讯和爱奇艺两边的节目都在要，面试也都通过了，公司内部为到底该去哪边讨论了很久，最终还是选了《青春有你3》。“节目突然就没了，有人说我们已经是比较幸运的，因为走得很早，但我们总不可能时光倒流，当时选另一档节目最后能不能行也不知道，只能随遇而安。”

让偶像经纪公司迟迟不愿相信的理由，或许是在潜意识里，觉得这场偶像造星的幻梦，来得太耀眼、太金光灿灿了，以至于这场梦的梦醒时分，令人很难面对。

2018年被称作101系的“偶像元年”，《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两档节目不止收割了饭圈，也得到国民级的人气。毒眸前往《偶像练习生》决赛的当晚，曾经问过门口的黄牛，那张站在“坑”里的决赛门票，价格已经被炒到上万块一张。

对经纪公司来说更实际的是，他们切实地看到了这个行业带来的高额收益和商业价值，足够让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实现“鲤鱼跃龙门”。

2019年，港股上市公司传递娱乐发布公告表示，附属公司广州戴德将以9600万元收购杨超越的经纪公司闻澜文化60%股权；剩余40%股权，将根据闻澜文化业绩对赌的完成情况，在3年后以相应的价格收购。

传递娱乐此举，在当时普遍被认为是看上了闻澜文化旗下的杨超越，而在此之前，闻澜文化是一家没有孵化出任何成熟偶像团体、业绩亏损的公司，杨超越也只是来大城市的、万千打工妹中的一员，因为《创造101》，一切都不一样了。

不过，即使是行业的最盛时期，也不过维持了一年左右。2019年两档选秀节目的声量和国民度，对比第一年都有显著下降，在节目热度和团体热度不如预期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敏锐地察觉到市场风向的转变。

资本的热情是退却得最快的。天眼查公开信息显示，当时有融资消息释出的好好榜样、坤音娱乐、新华贝易等零星几家公司，绝大多数的融资历程停留在了2018年。

高额的练习生培训成本，收益的性价比实在太低。三年前，卡司星球的老板刘佳就告诉毒眸，公司现在已经很少做练习生培训，除非发现很好的苗子。

但“发现很好的苗子”在行业之中，本身就并不是容易的事，处在泡沫期的行业吸引了各形各色的人，无论是在三里屯发传单招练习生的偶像公司，还是做着下一个一夜爆红梦的“准练习生”们。

罗青曾经在行业最盛的时候加入了一家偶像经纪公司，他给毒眸举了个例子：“当时我在公司楼下抽烟，有个男的过来问‘我能当你们公司练习生吗’，我一看长得还不如我瘦的时候，黑不溜秋的，这种人很多。”

优质的练习生资源几乎都流向了大公司，中小型公司基本挑不到什么满意的人选。“我们挑练习生，首先要看长相身高，再看实力和情商，因为你去当爱豆、面对女粉丝，如果情商特别低的话也干不了，这么筛下来能招到的人很少。”

2020年张艺兴在《少年之名》里坦言：“我觉得你们今年不该做这个节目，不急这一下，前面淘完那么多波了，哪能出好苗子？”在节目结束后的年底，他宣布成立染色体娱乐集团，并开启了练习生招募计划，表示要做到的是“品控”。

而当年毒眸在向另一位偶像经纪公司老板询问对此事的看法时，他的态度比较悲观：“我觉得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如果他早三年做这件事，我相信会非常好。”

由于选秀节目基本都是平台牵头，当中涉及更复杂的利益关系。平台夹在偶像公司和行业之间，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这也让部分偶像公司较早地察觉到了选秀模式的不稳定性。

一位出道团成员的原生经纪公司老板告诉毒眸，平台对限定团成员的运营是“该排的活动都排上了”，但在团内肯定不会像在自家一样把资源倾斜给艺人本身。“同一个代言找了团里的两个人，我们肯定希望是给自家艺人，但有时候结果可能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因为这些东西的最终决策权在平台，我们很被动。”

罗青的老板当时也觉得，平台办选秀，公司选送练习生，有点“被平台牵着鼻子走”的感觉。“当时公司还有钱，艺人也比较火，我们就想搞搞内容、把自己变成一个出口，让别人和我们来合作，还买了一档韩国偶像综艺的版权，但其实公司本身并没有影视内容的基因。我们也找了一些平台S级项目的制片和编剧，但最后都没推进下去，加上艺人的热度也不如最初的时候，项目就停了。”

而在选秀被叫停后，跟随而来的偶像公司们，几乎都在“另谋出路”。

行业的环境不容乐观。2018年鲜花着锦的偶像行业，在几年之后已经步入了洗牌的冷静期，能否在选秀出道、留下姓名是当时判断公司实力的最普遍标准，但等到选秀被叫停之后，这个标准变成了“活下去”。

像哇唧唧哇这样的头部公司，仍然能够凭借多年的积累和公司原生的内容基因，在这场巨变中平稳地运营转型。哇唧唧哇相关业务负责人告诉毒眸，他们目前的策略已经从“打造独特的偶像闭环产业链”向“打造全产业链娱乐内容生态”更迭。

而对于大部分偶像公司来说，送旗下艺人去演戏成为一种普遍的潮流，就算这不在他们原本的规划之内，表演课也被提上了练习生们的训练日程单。

前UNINE成员陈宥维，在演技综艺《演员请就位》被尔冬升批评哭戏像在嚼口香糖，遭到全网热搜群嘲，但其实他已经是跑去演戏的偶像里足够幸运的一批——更多的爱豆们只能在横店拍周期短、成本低、只有粉丝会看的分账剧和短剧。参加过《偶像练习生》、颜值评价名列前茅的罗正，去演了分账剧《春来枕星河》的男主，不幸被列入了当年“古装丑男”的行列。

疫情带来了另一种“困境”，许多巡演和专辑的策划都无法实现，现场演出也急速缩水。

曾经登上过《青春有你3》的熊猫堂，在经纪公司大美德丰原本的策划中，2020年推出的第一张专辑叫《A.S.I.A.》，应该要从巴厘岛回来之后再去日本、韩国等不同的海外目的地，完成一整个国际化的策划内容。“但我们从巴厘岛回来第三天就开始疫情了，完全拍不了，最后只能在国内找地方拍完了。”熊猫堂的经纪人恶魔告诉毒眸。

梅珈所在的偶像公司在2019年风起时才入局，面对选秀被叫停，公司在后期开始转向经营自己的场地、做多功能业态，但受到疫情影响，线下业务难以发展，目前运营线下场地的小红书账号，最后一条内容更新停在了2022年年初。

行业的低谷和疫情的冲击，让偶像公司的处境雪上加霜。就算是原本坚持在做唱跳偶像、开巡演跑音乐节的公司，也不可避免地让旗下的艺人们寻求新的方向。大美德丰甚至尝试过让熊猫堂的成员涉足脱口秀，“在本人也自愿的情况下，会让他每天写稿子、交功课，还去线下讲过开放麦”。

“短剧的成本很低，它请不来大的艺人，你上过选秀有的平台可能会认。那种10分钟左右短剧投资可能200万，选个正规的艺人给5万块8万块他们特别开心，”罗青说，“开始我们还觉得无所谓，因为他们可以上综艺、演出什么的，但到21年是真没钱了，不去演戏就没饭吃了，一个舞蹈老师一个月三五万，声乐老师、化妆师各种的，况且你还好几个艺人，练习生的舞蹈课我们都停了三个月，只能让艺人接点戏给公司发发工资。”

一位从业者对毒眸透露，某个曾经诞生过出道团成员的“大公司”，现在的训练室已经停止使用了。

没有选秀，偶像们照样有“成团出道”的可能。

今年2月爱奇艺播出的一档综艺《种地吧》，就诞生了“十个勤天”的组合。这档综艺收获了9.0的豆瓣评分，“十个勤天”通过节目“出道”，目前以团体形式活动，还参加了《朝阳打歌中心》和淮安音乐节。

《种地吧》总导演杨长岭曾告诉毒眸，这十个少年是历时四个多月、从300多份简历中筛选出来的，还给各个经纪公司发过内部邀请。

最终选出来的十位成员中，不乏“熟面孔”。来自白色系的卓沅和鹭卓是公司旗下团体ZERO-G组合成员，卓沅还参加了《偶像练习生》；王一珩来自果然娱乐，和小鬼同公司；蒋敦豪参加过《创造营2021》和《一起乐队吧》；李昊参加过《少年之名》；何浩楠和限定团INTO1成员周柯宇同属嘉行新悦，曾参加过《少年之名》和《创造营2021》，都未进入出道位。

这些都是“秀人再就业”的成功样本，凭借一档种地综艺，他们实现了在选秀节目中都没能实现的梦想。

除了参加综艺外，活跃在影视剧市场的秀人也不少。

《创造101》第三名的杨超越自2018年成团出道后，光是播出的女主剧就有7部，今年也在《七时吉祥》中担任女主角。毕雯珺、周柯宇、曾可妮等选秀出道的艺人今年也都有新戏播出。因为不是所有偶像都能获得头部的影视资源，分账剧和微短剧也因此成为爱豆逐梦演艺圈的下位替代品。

随着线下演出行业的复苏，已出道的偶像们也终于有机会站上舞台。黄明昊在长沙举办了自己的个人演唱会，THE9的告别演唱会也在近日举办。有从业者向毒眸透露，目前偶像参加音乐节的通告费大概在70到120万左右。

与此同时，选秀正在以另一种形式“重生”。《亚洲超新星》今年暑期档官宣启动，将在优酷国际版和TVB同步播出。

乐华娱乐稳坐阵中，旗下艺人程潇和朱正廷在《亚洲超星团》担任导师，在65名选手中，有12位来自乐华。11月19日，节目在官博上公开了初印象人气排名，有6位乐华的选手进入前十，排名第一的是曾参加韩国选秀《Boys planet》的奥利。

乐华娱乐是目前为数不多仍在运营偶像团体的公司，旗下女团NAME于2021年出道，还在近日播出了新团综。

不过，乐华娱乐目前的主要增长点，仍然是以王一博为代表的签约艺人带来的收入。

财报显示，在乐华娱乐的收入构成中，艺人管理业务为主要来源，主要来自艺人参演影视剧和电影、综艺节目和公开演出的商业收入，艺人担当商业代言、品牌推广活动和其他商业推广活动的收入。这些收入占到了2023年上半年收入构成的87.56%。

而像乐华娱乐这样“有资本”运营偶像团体的公司，在偶像市场上寥寥无几。从商业逻辑上很好理解，如果公司没有能源源不断带来高收益的成熟偶像或独立业务，是无法坚持为偶像团体投入财力的。

如前文所言，除了时代峰峻这类自成体系的公司外，大多数偶像经纪公司都已经或正在转型。

其中，像哇唧唧哇这样的头部公司，其转型既受到选秀的影响，同时也是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选择。“与明日IP、INTO1这些限定团告别后，哇唧也要迎来一个新的局面。”

综艺方面，《舞台2023》今年播出，已经更新到“秋季番”的《毛雪汪》也成为年番综艺的代表。影视方面哇唧则选择与原有的偶像生态进行联动，将“偶像影视产品”作为未来的主要方向，还储备了包括影视IP《难哄》在内的IP版权库。

比起这些选择转型、寻求新机会的偶像公司，还在坚持“只做”偶像团体运营一项业务的公司并不算多。

根据小德的介绍，熊猫堂目前已经发行了三张正式专辑和多张EP，积累了五十余首曲目，参加了《我要上春晚》《嗨唱转起来》等几档综艺，也有专辑、周边等较为稳定的收入。用小德的话说，“我们不在意舞台的大小，只要有机会就会去。”

为了寻找新的增长点，大美德丰今年拓展了新的业务方向——直播。此前两年，公司内部一直在就是否直播的话题进行讨论。“我们担心直播反而会损害艺人在内容上的质感。”小德说，“今年感觉音乐内容的积累上比较扎实了，也想给粉丝多一个接触他们的场合。”

熊猫堂较为突出的成绩是在海外。还没参加节目时，熊猫堂就开始布局包括Instagram、Facebook等在内的海外社交平台，并与海外的娱乐公司合作，在当地举办快闪店、展览、发行当地语言的音乐作品等等，疫情过后，下一步就是海外的线下演出。

这也是他们能在选秀节目消失后持续活动的根基壁垒之一。“在上节目之前，熊猫堂在海外已经运营了一段时间了，四个平台都是同步更新，也积累了一些海外粉丝，所以受到的影响没有其他家那么强烈。”

坤音娱乐旗下的组合ONER也活跃在偶像市场上。自《偶像练习生》结束以来，ONER总共发行了四张实体专辑，也在持续进行巡演、签售等线下活动。今年8月，ONER在青岛举办了签售会，还以共计14小时15分钟的时长申请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签售会的最长时间。

练习生招募也还在继续，虽然无法通过选秀出道，但如果想扎根在偶像行业，源源不断的新血液是公司能持续运行的重要保障。

熊猫堂仍在持续招募练习生；哇唧唧哇旗下设立了训练生储备厂牌“小哇学堂”，其中“小哇音乐社”今年还发行了三首单曲；坤音娱乐也在上个月刚启动了全球练习生招募计划。

选秀节目的消失，似乎让偶像市场一夜之间变了天。但更残酷的真相是，中国的偶像行业的衰退，并不只是因为没有选秀。

“如果我们的偶像生态只是依赖于一个品类的综艺节目而生存的话，那就证明这个生态其实还很不完善。”小德说。

国内迟迟无法做出完善的成品偶像团体，已经成为产业内长久讨论的话题。因为缺乏打歌、舞台等一系列配套机制，导致偶像产业始终缺乏后端运营，大量练习生走出节目之后也只能被送往剧组，节目本身只是获取曝光的机会。

而此前一直被选秀包裹得很好的、偶像产业的前端模式，目前也失去了最可行的通路。大多偶像公司并没有独立包装出道团体的经验。

即便是在选秀时代，偶像公司自运营的团体也不多，大部分公司在签约练习生后，会直接将选秀节目作为唯一出口，再交付给限定团运营，不必费心去包装概念和做出道规划。

偶像行业乘着选秀的东风直起，但如今回头去看，却像是一个巨大的泡泡。从2018年到2021年，不断有新的练习生登上选秀节目，出道的人在限定团解散后各奔东西，选择演戏等其他方向，因为没有那么多舞台能消化他们。没出道的选手们，则再上其他节目寻找机会。

在毒眸2021年举办的一场偶像主题沙龙中，有一位《少年之名》的“一轮游”选手来到现场，并在观众互动环节中提到，提到偶像产业建设需要很长的周期，但竞争对于这些早早“出局”的选手来说显得非常残酷，并且偶像产业的变现、成长似乎都尚未搭建完全。

行业在飞速发展，陡增的选秀节目数量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空缺，偶像公司们也都不甘掉队，不断地签约那些怀揣着舞台梦的练习生，再将他们一批一批地送到选秀节目中去。而至于出道后应该如何运营，没出道的又该何去何从，都是还来不及思考的问题。

《偶像练习生》《青春有你》系列制片人吴寒也在那场沙龙中，总结了国内偶像行业发展的进程，是“用三四年的时间走过了海外七八年的路”。而如今看来，“太快”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好事。

选秀消失后，原有的前端模式已然失效，后端运营又还没来得及成型，在并不完善的偶像生态下，偶像与公司的关系陷入尴尬的境地：偶像公司很难为艺人提供登上更多舞台的机会，只靠运营唱跳偶像，也很难帮助公司实现盈利。

此前，毒眸曾讨论过“后101选秀时代”的困局，当时多档选秀节目同年播出，练习生始终面临紧缺状态。嘉行新悦的总经理李妍的观点是：行业还远没有到一个百花齐放的健康状态，还需要有更多人才参与到偶像生态的建构中。

选秀节目为国内多家尚且不成熟的偶像经纪公司提供了一条便捷的路，而如今看来，当这条路走不通之后，选择放弃的远远比选择“参与建构生态”的人多。

2021年，前慈文传媒副总经理赵斌曾告诉毒眸，他认为中国偶像的制造和产生，需要一个强大的“火车头”，而最理想的形式就是好的选秀节目。

现如今，已经失去了“火车头”的偶像产业，未来又将驶向何方？至少现在，还没人能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