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修筑《大路》的过程中，见证浪漫的爱情，见证伟大的爱国精神

《大路》这部电影诞生于1934年，“九一八”事之后，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中华民族已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在这一背景下，导演孙瑜接连创作了带有浓重抗日色彩的《野政瑰》《小玩意》和《大路》。由于上海租界当局查禁抗日救亡的相关文字，《大路》对于涉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方面采取了较为迂回的表述。

在整体创作中没有诉诸口号，也没有直接呈现抗日战场，而是通过修筑为抗战运输士兵和物资的公路，以一群筑路的年轻人为表现对象，来唤醒和激发每个人在日常生活里为抗战而努力。也就是说，在孙瑜的理解和创作中，抗战并不仅发生在战场上，它已经成为当时中华民族每个人生存与生活的前提。

影片的开始，我们看到一群人志气昂扬开山筑路的画面。

在一段闪回中，影片回到二十年前，金哥的母亲死在了逃荒路上，临终前她鼓励金哥的父亲带着儿子永不后退、一路向前。金哥的父亲在城里做起了筑路工人，而金哥从小便跟着父亲干活。

二十年过去，长大成人的金哥和老张、郑君、小罗、章大成为了一起修路的朋友。然而，章大生性顽劣，金哥管教他时发生了肢体冲突，被监工看到，蛮不讲理的监工将五人一并开除。

失业的众人在街上发愁时，意外救下了偷东西吃的韩小六子。六人决定“到内地去筑公路，不在他人统治下的都会里偷生”。金哥等人带着响应他们的队伍一路辗转修筑公路。在一地修路时，认识了饭馆老板的女儿丁香和在饭馆帮忙、原先打花鼓的茉莉。

丁香与小罗要好，茉莉则爱着金哥和大家，平日里非常辛苦的工人们总爱和两个女孩开玩笑。吃完饭后，有时还以碗筷为乐器歌唱一曲，其乐融融。仗着胡帮办权势、想要调戏女孩们的洪管事被金哥们赶走。相互关爱的众人组成了一个小小乌托邦。

可惜好景不长，敌国即将攻击此地，有人主张离开逃命，金哥却登高一呼，鼓励大家帮助军队筑路，保家卫国。凝聚起来的众人日夜赶工，道路预计三天后就可完成通车。

在威逼利诱下做了叛徒的胡帮办宴请金哥等六人，给每人四百块洋钱，希望他们能鼓动筑路队解散。金哥们大笑着撕毁了钱票，恼羞成怒的胡帮办将六人关进了地牢。茉莉和丁香以给胡帮办烧菜为名，潜入府中最终救出金哥等人，然而老张却在与打手的搏斗中牺牲。

在众人的努力下，公路终于完成，然而敌人的飞机却在此时到来，向下扫射，保护公路的金哥兄弟六人和苿莉都不幸身亡。军车驶过修好的公路，死里逃生的丁香在想象中看见大家从地上重新站起，继续修筑道路，通往更远的远方。

《大路》中筑路工人勇敢地离开了异族统治、遍布租界的都市，来到即将成为抗战前线的内地乡村。艰苦的筑路工作，因为美丽的女孩而染上了浪漫色彩，而保家卫国的神圣目标，又赋予这一事业以伟大的激情。

在这一情境中，金哥等人赤裸上身劳动展现的阳刚与力量，和莉、丁香的美丽活泼，一同汇入了“不做亡国奴”的誓言愿景。影片的巧妙之处在于使用了灵活流动的观看视角来达成这种力量、美与崇高的统一。

在饭馆的轻松段落里，既有筑路工人对女孩们的观看，也有莉们对这种观看的回应与互动。既有众人其乐融融的全景，也有近距离的局部呈现。

苿莉向丁香坦言她六人都爱的时刻：

“我爱金哥的勇敢、老张的铁臂、郑君的聪明、章大的粗笨、小罗的志气、小六子的千灵百怪”。

茉莉和丁香在山崖上看众人洗澡、逼得他们“投降”的场景，更是完全不受经典好菜坞“男人看，女人被看”程式的束缚，展现出极为生动自由的气息。可以说，这种流动变换的观看，在主要角色之间创造的贴近和亲昵，是《大路》最具感染力的部分。在修筑《大路》的过程中，见证浪漫的爱情，见证伟大的爱国精神。

摄影机的这种观察，配合加入的幽默元素，在观众的心理和感知上，把概念性的无产阶级还原为年轻的活生生的个体，这在以往的中国电影中是极为少见的。

也许这也是影片的结尾既悲怆又鼓舞人心的原因。这些可爱的男人、女人丧失宝贵的生命的时刻，一种无比珍贵的东西仿佛就要消逝碎裂。然而全片积极的氛围又暗示我们这种原初而伟大的生命力是敌人的飞机大炮无法阻断的。果然，在银幕上、在影像的叠印中他们“魂兮归来”，继续开凿和铺设年轻人的、工人的、民族的、国家的大路。

值得一提的是，《大路》拍摄时中国电影正处于无声片向有声片转变的阶段，从这点看，这部电影在整个中国电影史上有里程碑的作用。

因而虽然仍以字幕卡来交代对话，却也配有聂耳作曲的《大路歌》《开路先锋歌》和动听的插曲《新风阳歌》《燕燕歌》，这些歌曲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影片。在当时的中国四方传唱，激励了一代人奋进和努力，给中国历史带来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