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丢车人到偷车贼的转变背后，展现经济困境下的社会现状

1943年，随着意大利向盟国投降，法西斯瞬间倒台，此时对于电影界影响极大，由于审查制度被废除，维斯康蒂、柴伐蒂尼等电影制作者走上街头拍摄影片。

不同于以往脱离现实的大制作，这批电影人将目光集中于周遭的现实，他们学习纪录片的方法，启用非职业演员，电影史上至关重要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运动”就此发生。

而此时的意大利，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后的极端经济困境，失业潮让普通民众陷入了日复一日地挣扎，社会道德也因三餐不继而面临崩溃。

作为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出品于1948年的《偷自行车的人》正是对这一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影片剧本则由柴伐蒂尼根据路易吉?巴托利尼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扮演父子的主要演员此前从未有过表演经验，完全是素人。

战后的意大利经济萧条，一个失业已久的父亲突然获得工作。他用家中仅有的床单换了自行车，满心期待新生活的开始，没想到第二天车就被偷，这也就意味着他失去了工作的机会，一家人陷入了困境。

失去自行车，等于失去工作，生计的威胁迫在眼前。这位父亲完全被困住了。他去报案，警察帮不上忙。去神坛问卜，得了一个支支吾吾的答案，他四处寻求帮助，但是一无所获。他想靠自己，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壁。他开始意识到，没有这台自行车，他将寸步难行。

在电影中，导演以朴实的写实手法，呈现了意大利当时的社会窘状，也描写了人在慌乱中情绪的转折。

像剧中有一段讲到这父亲寻贼无果，心烦之际，便迁怒于始终陪在身边的儿子。儿子负气沿河边跑掉。不久父亲听到有人落水的喊叫，吓得以为是自己儿子。惊魂未定的父亲这才警惕起来，自行车固然重要，但儿子却是最亲爱、更不能失去的部分。

于是他索性带着疲累的儿子上餐厅，学有钱人家好好吃上一顿，让儿子高兴。这些心理戏的部分相当细腻。此外，像他决定下手行窃前的那一番敢不敢、要不要的犹豫，也很让人心酸。

最后，他是落了被抽的下场。孩子在人群中见父亲被打被骂，拼了命地挤上前阻止。遭窃的车主于心不忍，也不愿意再追究。最后一幕，便是又羞愧、又迷惘、仿佛虚脱了的父亲，牵着儿子的手步入茫茫人海中。

其实，这何尝不是普通意大利民众的缩影，事实上，这些民众充满了迷茫与困顿。

这样一个小故事，道尽了为生活所受的委屈：

导演把问题丢给观众，自行车终究是丢了，生活也全无着落，往后怎么办？父亲在旁人奚落中带着孩子离开，失魂落魄地被街上的人群推着走。他在想什么？车？工作？回家怎么对妻子说？借钱？去抢？别人偷得成，为什么我偷不成？为什么我也会去干窃这种勾当？我没钱、低人一等为什么也拖累孩子和我一样？为什么连做父亲的小小尊严，在儿子面前都保不住？为什么社会这么不公平？

也许就是这样一连串的心态转变，促使一个人的人性发生了转变，这是辛酸而痛苦的转变，更是在社会大局势下的被迫转变。

然而，这样的结局算是好的。如果他被送进监牢，可能还会拖整个家庭。

就像某地区这几年的经济走下坡，富者益富，贫者益贫，许多骇人听闻的新闻也一一上演。诸如举家烧炭自杀，或是饥寒起盗心、起杀心之事层出不穷，许多人都是在这种生活压力下，逼得人熬不过、觉得不值、觉得死了比活着好过。

贫穷，不断复制着人世的悲惨，像病毒般地在各个时空、各个国家中散布。这远非一个人、一个家庭所能对抗的。个体也许靠着省吃俭用度过困境，但打破贫穷的困境只能仰仗群体。这不仅仅是个体问题，也是一个群体问题，更深层次来说，这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养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孟子两千年前提出了这句话，作为一个理想社会应有的基础条件。“养生”，是让人好好地活着。“送死”，是在寿限中让生者与死者同感安心。生与死，不过是物种必然的过程。但“养”与“送”，却是人所独有、属于人性的渴望，也是一个社会应当负起的责任。

这样的观念在现代仍有十足分量，在当时更是主流的价值观。

人在“养生”与“送死”之间没有遗憾时，内心才能平和。因为养生与送死的无憾，代表了生之尊严。这是发展善意的起点，也是发展一个理想社会的起点。但若整个社会迟拿不出办法，只能任人在强凌弱、众暴寡的物种生存法则中竟争，那弱者唯一能得到的，只有遗憾，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世界，更是弱者无法生存的世界。

曾经淳朴善良的一个人在社会的压力下不得不转化，最初，他满怀梦想，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赚到钱，而最终，他变成了一个贼子，偷了别人的自行车。他的心中充满了对社会不公平的遗憾，而这种遗憾再往前一步，就是恨。

从丢车人到偷车贼的转变背后，展现经济困境下的社会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