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兵张嘎》：从懵懂少年到战士，通过其成长故事展现时代精神

《小兵张嘎》是由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这是集体主义年代最为经典的成长故事之一，它已成为几代中国电影观众不可磨灭的童年记忆。

故事的背景是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华北地区的对敌斗争最为残酷。1942年日伪军队发动“五一大扫荡”，八路军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

在目睹奶奶遭日寇杀害、八路军连长钟亮被捕之后，张嘎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游击队，成为八路军队伍里年纪最轻的一名战士。张嘎聪明机智、顽强勇敢，搞侦察打伏击屡立战功。然而，一心只想着为奶奶报仇的张嘎子，还远没有培养起组织性和纪律性，还不懂得只凭一个人单干蛮干是不能打败日本鬼子的，尤其是他那股子“嘎”劲儿一上来，纪律早抛在脑后了。

他和胖墩儿打赌输了，又是咬人又是堵人家烟囱，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但是，群众对八路军的深情厚谊，给他上了生动的一课：

他先是在英子家养伤，后来又得到胖墩儿和杨大伯的掩护。当他像影片开始钟连长那样站出来被伪军带走，以保护村里的群众的时候，他就实现了从个人英雄主义到具有高度觉悟转变。

最终，在游击队突袭龟田的据点时，张嘎点燃了炮楼，帮助队伍成功地歼灭了敌人。影片结束时，张嘎又和胖墩儿站在了一起，共同庆祝着战争的胜利。

《小兵张嘎》人物情节的设定及其表达的主题思想在20世纪50到70年代的中国电影是很有代表性的。像那个年代留下来的其他一些同样脍炙人口的影片，如《董存瑞》《红色娘子军》等，也都是在讲述这样的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

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也即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国的奋斗过程中一个自发反抗的个人，是如何成长为一个自觉的战士的。而且，成为这样的战士，也就意味着他不再仅仅作为个单独的个人而存在，而是成为大家庭中的一员，成为“人民子弟兵”，成为有着高度觉悟和组织性、纪律性的集体中的一分子。

这样的成长故事，在张嘎身上得到了充分的演绎。

在影片结束时，张嘎已不再只是为了给奶奶报仇オ参加游击队的“小兵”了，而是为了让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能得到解放而参加到“人民的队伍”中来的一名合格的战士。他仍然是那个“嘎小子”，仍然保有他的鲜活的个性，但他已经找到了真正的归属感—那就是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

在影片最后庆祝胜利的时刻，导演崔嵬的场面调度安排堪称经典。

在这里，他是用电影画面来描绘张嘎的归属感和军民鱼水情的。这是一个盛大的群众场面，但随着张嘎在人群中寻找胖儿的动作，摄影机镜头又带着观众掠过故事中的一个个人物，就像是要帮助我们再度确认张嘎和他的同志、乡亲的关系似的，我们看到区队长、钟连长、罗金宝、卫生员，也看到了村长、英子和她的父母、杨大伯，和笑声一起在老乡和战士们中间传递的，还有鸡蛋、布鞋等慰问品；

而最后，是胖墩儿欢天喜地地拿着鞭炮跑到张嘎面前，已经俨然“老兵”的张嘎动员他的小伙伴一起参加八路军—影片就在张嘎和胖墩儿的欢乐而和谐的双人近景镜头里结束。

这让个人融入集体的场面调度手法，在崔嵬1959年导演的《青春之歌》里也曾出现：在同样是结束影片的最后场戏里，林道静和江华一起，站在斗争第一线，与无数仁人志士手挽手肩并肩地一起走在抗争救国的大道上。

除了这一可称为“崔嵬式庆典”的场面调度手法之外，这部影片在人物、景物的刻画、描写上也都极为精彩。

在紧张的战斗场面间隙，导演利用张嘎撤到雁翎队驻地养伤的情节，不失时机地为我们展现了白洋淀的美：一会儿是鱼鹰欢跃、莲花盛开，一会儿是风吹芦苇、碧波荡漾，影片很好地利用了黑白摄影的影调质感，在银幕上营造出タ阳西下、水天一色的优美画面。

而与令人陶醉的湖光山色相映衬的是，当场景转到村镇人们居住、生活的场所，影片需要表现人物从地面到屋顶的不同建筑空间的运动时，多次使用了“长镜头”的拍摄技巧，最典型的一例出现在罗金宝带张嘎进入游击队隐蔽的驻地的那场戏。这种拍摄方法的突出特点是它能够完整地呈现人物活动的空间环境，这被认为体现了电影最基本的现实主义美学要求。

在《小兵张嘎》里，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长镜头”的使用完全不是为电影而电影的实验，相反，它来自冀中平原对敌斗争的真实经验。和那个年代很多电影一样，这部影片还记录下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形象。中国人民勤劳、纯朴他们对于生活无限热爱，对于和平无比向往，但在敌人面前，他们却又是如此的坚强不屈、绝不退让。

这部电影具有一定教育意义，今天的年轻一代的观众，还能够通过电影银幕看到自己的这些先辈这些离我们既远且近的先辈模样，是很幸运的。因为这些形象告诉我们，民族精神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不是从所谓“上下五千年”古老文明中抽绎出来的亘古不变的存在，而是和一段特定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是和特定的历史行动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