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女佣浮生录》中的受暴者，揭开「天真者」背后的逃避心态

蓝德的自传回忆录《女佣浮生录》不仅被前美国总统列为夏日阅读书单，就连知名网站播出改编自该书的同名影集，也同样受到观众热烈响应，在德国，更是一推出就位居最受欢迎影集的第二名。

该剧以家庭暴力为主轴，深化讨论除了可见的身体暴力之外，那些难以被肉眼辨识、长期被司法体系忽视的情绪与经济暴力。再加上社会支持系统的不足、救援机构的不友善，周围女性无意识地沦为父权共犯结构，导致受暴女性即使面对糟糕处境，身心遭受巨大威胁，也失去防卫本能。

值得注意的是，剧中的施暴者与受暴者自小皆为「家暴目睹儿」。

除了凸显出家暴世代复制的问题之外，母亲与女儿既是被命运锁链捆绑的共同体，又各自演绎出不同的对抗模式。特别是剧中的母亲宝拉与女儿艾利克丝在真实生活中即是母女档，诸多情结纠葛都生动自然地演绎出来，而透过两人酷似的面容与眼神，更触动女性观众反思自身的母女关系，以及集体无意识中「负向母亲」与「天真者」原型的阴暗面。

解构《女佣浮生录》中的受暴者，揭开「天真者」背后的逃避心态。

在荣格心理学中，「阴影」被定义为无意识人格中特定内涵物的拟人化，其中包括个人情结与集体面向。由此可知，女性受暴议题的探讨与处理，并不能单向聚焦于个人问题，必须一并检视文化框架下的无意识，如何纵容父权暴力、滋生共犯结构。

《女佣浮生录》特别以一条主要叙事线论述母女关系。不只是原著人物的真实情况，更呈现原始母系社会中「母女一体」的和谐关系如何被父权撕裂，乃至形成以父亲为中心的对立面，产生许多集体无意识的负向阴性角色。剧本解构「正向母亲」的神话，让女性观众，特别是母亲，见识到自身阴暗与为恶的可能，从而带着觉察，避免自己成为女儿与其他女性的压迫者。

吊诡的是，无论是从该剧或现实生活来看，拖绊女儿逃脱求援，甚至压制使她承受反复家暴虐待的人，往往是缺乏自我价值感与低自尊的母亲。这样的母亲可能隐身在两种面具之下：

其一是堕入受害者情结，以弱者姿态将责任推给周遭的人，特别是对孩子情感勒索，声称都是因为他们，自己才留在家暴婚姻中；其二则是将受暴的历程扭曲为自身委曲求全的牺牲，将自己道德化、神圣化，如同剧中的母亲宝拉，对女儿宣称自己是爱神阿芙萝黛蒂的化身，更是疗愈者、创造者、灵性导师、神圣爱人，以及敲响全体生命鼓声的女圣战士。

事实上，宝拉被先生家暴并带着艾莉克丝逃太太，就居无定所地流浪，活在自我感觉良好的虚妄中。她自认为是充满灵性的艺术家，却被策展人狠狠回绝；母亲留给她的房产又被小鲜肉诈骗殆尽，让她沦为只能睡在汽车里的无家者。最终宝拉宁愿被一位摆艺品摊位的有妇之夫呼来唤去，对自己劳力剥削，却拒绝了艾利克丝前往大学城展开新生活的邀约。

宝拉展现的是一位心理崩溃的母亲，隐匿长期创伤、耽溺於妄想，全盘否认被家暴的事实，同时抗拒官方、不愿就医。艾利克丝因此自6岁起就得反转母女角色，如同小大人般照顾母亲，不仅在逃离家暴与打官司期间得不到母亲的协助，平日还得在母亲陷入自恋时应付她，或将她拉回现实。

另外，宝拉作为家暴「推手」，不仅始终站在女婿这一边，用传统性别歧视的观念压制女儿反抗暴力的念头，还嘲笑她根本不会理财，理当被丈夫经济控制。最难堪的是当宝拉被情人背叛抛弃时，她不去理清事实，却将所有过错归咎在艾利克丝身上，并在雌竞心理驱动与父权物化女性的视角下，以恶毒话语贬抑女儿的女性特征，控诉她色诱眼前的每位男人。宝拉无异被父权收编为共犯结构，从受暴者变成施暴者，强加在女儿身上。由此显见，在家暴「世代复制」的命运锁链上，母亲往往是最致命的一环。

归根究柢，宝拉正是被「天真者」的阴影掳获，惯性展演出小女孩的甜美、成熟女子的性感，自封为男人追捧的女神，从而营造自我特殊感，与天地因她而和谐美好的假象。然而这一切不过是自欺与膨胀，正因为她无法接受「纯真失落」，不愿区辨人性中有善恶、好坏的复杂性，更拒绝相信爱人背叛的可能，于是也就无法诚实面对被施暴的事实，更遑论寻求庇护与援助。换言之，空幻的神话形象与「大母神」般的全能角色，就成为受伤自我认知形象的补偿。

「天真者」的阴影，习惯去责备他人，如此就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否认受暴，也就无须挺身而战。宝拉最匮乏的是如实接受挫折与幻灭的能力，面对受暴的痛苦与不堪，承认自己其实没那么年轻、性感、充满吸引力与有创意，而接纳这个「不完美」的自己，学习在生活中诚实的表达。

宝拉具有「天真者」的阴影，习惯去责备他人，如此就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否认受暴，也就无须挺身而战。

若观众仔细观看该剧，就会发现纸与笔作为重要剧情转折与推展的关键，凸显母亲宝拉与女儿艾利克丝同为家暴受害者，却因文字而展开不同命运。

当艾利克丝第一次被剥夺亲权，颓丧地躺卧在庇护所房中的地毯上时，另一位受暴伙伴拿出笔记本向她大吼：「不要只是哭，而是抓狂与行动！」并鼓励她写下让自己愤怒的事情，起身反抗。

值得深思的是，困在「天真者」阴影中的受暴者，往往太想讨好他人、维持和谐表象，害怕表达意见会发生更羞辱的场面，所以总是压抑自己的情绪，合理化暴力与种种加诸在自己身上的不公平待遇，而这就成为一项自设的陷阱，让凌虐持续恶性循环。写下亲身经历与自己的情绪，能让人以第三者的旁观角度认证受虐的事实，特别是允许自己愤怒，而后才可能有相应的自卫与反抗行动。

而后，即使朋友不告而别离开庇护所，艾利克丝翻开笔记本睹物思人时，也同时回忆起丈夫情绪暴力的种种画面，进一步面对自我羞耻与被背叛的疼痛，如实经验爱情的幻灭与失落。这正是掀开「天真者」阴影的关键，学习从被侵犯的愤怒中设定人际界线，并于情绪的纪录与接纳中，认回完整的自己，也同时修正过去认知自我与他者时非黑即白的方式。

然而，反抗并非线性的顺利运行。受暴妇女也不是一旦走进庇护所之后，就从此拥有美丽人生。也是家暴幸存者的庇护所所长提到：「女人平均要回去7次，才会真正离开。」当艾利克丝再次回到婚姻中，汽车、提款卡与电话卡都被丈夫拿走，全然被孤立的状态下，整个人被吞噬殆尽。所幸前雇主拿着她遗落的笔记本寻来，她才再次得到力量，激发出第二次逃跑的勇气。

然而，书写下自我经历，特别是受暴的不堪，并非易事。如同艾利克丝后来在庇护所带领心灵写作课时所言：「写下实际发生过的事，并不比大声说出真相来得容易」，因为文字落下之际，是重回受暴第一现场的不堪，作为人的基本尊严与自我认知再次撕裂，之后才可能是一连串的行动：自我改变、负责、捍卫作战，以及全面深刻体验被攻击的伤痛与无力感，甚至是接受自己不完美以及需要接受援助。

第五集片尾曲I worte in blood即以血淋淋的意象揭示，书写是一次次带着自己面对每一场不堪且反复的伤害与惨烈，一片片捡拾破碎的自己，从而得自力厘清出意义，拼凑出全新的面孔。

以书写直面创伤的历程，正是生出勇气下探更多生命黑暗面的关键。

剧中有段诡异惊悚的画面，艾利克丝在打扫一位闯空门惯窃的老家时，发现无所不在的锁，以及阁楼一处逼仄的黑暗空间。她钻进去看见墙上无数恐怖的涂鸦，意识到罪犯自小受虐，也回忆起自身童年受创的点滴。

门被关上的瞬间，她在惊吓中忆起小时候目睹母亲被父亲家暴时，她吓得躲进厨房柜子中的那一幕，尽管事后求证父母，他们都怯弱地否认，但心灵书写所积蓄的能量，让她对自己的过往产生好奇，而真实自我面对的练习，使她也无法再接受他人的欺骗与哄弄。

更重要的是，透过文字的自我陪伴形成支撑，促使她带着勇气再次重回现场，进到阁楼的囚禁室里，象征性地重临小时候躲进橱柜的边缘经验。那一刻她成为自己内在孩子的滋养父母，不仅揭穿家暴的禁忌话题、认证恐惧与创伤的事实，更宣示不再依赖父母的谎言与懦弱而活。

事后艾利克丝带着一包玉米片去祭奠罪犯那个童年受伤的灵魂，同时陪伴与疗愈自己的内在孩子。愿意自我照顾的慈悲，使她蜕变成大人，在书写中的视角，不仅有家暴目睹儿、受暴幸存者，更有内在小女孩的滋养父母，以及带着伤的疗愈者。

成长之后的艾利克丝带领家暴幸存者的书写工作坊，教导学员在5分钟的静坐之后，以笔、纸自我陪伴，叩问自己当下的每一个感觉，写下过去的生命经历，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希望与想像。透过团体分享，她们在重述与聆听生命故事中，成为彼此的见证者，并以此作为疗愈之路的光与热能。在这场家暴的「大风吹」中，她不仅以书写叙事挣脱家暴复制的噩运，更夺回了演绎与诠释自己生命故事的权力。

剧末，艾利克丝带着小女儿进入学院主修书写，在文字中梳理「纯真失落」的情绪脉络与疗愈伤口，从而追寻属于自己的真实，以睿智重拾对生命的信心，活出「天真者」的积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