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路天使》：通过这些小人物的悲惨生活反映时代黑暗面

影片《马路天使》是现实主义批判电影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影片的主角并非是大英雄或者是名人，而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小人物。

通过描写这些小人物的悲惨生活侧面反映时代的黑暗。

影片中的主角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

吹鼓手陈少平与卖唱歌女小红是对面的邻居，他们一个青春洋溢，一个天真烂漫。陈少平喜欢向小红展示自己吹奏小号时的英姿，小红则隔窗向陈少平唱起情意绵绵的《天涯歌女》，他们的爱情纯洁得像是一朵莲花，开在满是污泥的贫苦生活中。

然而不久，他们这样纯粹的爱情就受到了社会黑暗势力的挑战，一个商人看上了小红。他向小红大献殷勤，而天真的小红并不知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命运，还将新买的布料展示给陈少平看。

两人大吵之后，陈少平用钱逼着小红唱起他们拥有共同回忆的《天涯歌女》，眼前受人摆布的情景与她的甜蜜回忆交替出现，完全展现了小红渴望美好的爱情却又受制于养父，同时被恋人误会的委屈心理。

小红的天真与善良和只把她当摇钱树的黑心养父形成鲜明对比，从而体现出她可怜可悲的命运。

与小红相比，姐姐小云的命运更加凄惨。

她受养父母的逼迫离开家，成了一个上海贫民区的低级歌女。起初她不希望妹妹小红和陈少平他们纠缠在一起，因为她不想让妹妹受到一丝委屈。她是如此地爱着妹妹，当小红和陈少平闹别扭后，是她将妹妹拥进怀中安慰。

当狠心的养父带着古先生找到她们的藏身之处时，为了保护妹妹她毅然选择了牺牲自己。这份骨肉亲情使她浑身闪耀出人性的光辉，涤荡尽了一个下层歌女的卑微姿态。

或许是因为被社会遗弃太久，她选择怀疑一切，谨小慎微地生活。所以当卖报老王劝她和大伙一起逃离时，她拒绝了，她不敢接受老王的爱情，因为她觉得自己不配接受正常的爱情。

当她终于鼓足勇气找到老王等人租住的小房间，当观众们以为她终于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时，命运为她安排的可怕飞刀刺入了她的心窝。她无奈地死去了，但她对命运的抗争，用生命捍卫亲情的形象永远留在观众心中。

《马路天使》的故事背景是抗战全面爆发前的上海，影片没有描写大上海十里洋场的浮华与靡烂，而是通过底层小人物的悲苦命运和当时上海所谓的“国际大都市”的光彩表面的对比，反映现实社会的黑暗。

影片还有许多细节反映了导演对国难当头的忧心和唤醒沉浸在都市美梦中的民众的决心。

影片开头，小红在茶馆里唱起《四季歌》，根据歌词的内容，导演轮流切换了与之对应的画面，于是我们看到了炮火纷飞的战地，在日寇的侵略下残破的家园，以及浴血奋战的东北战士。

这一切都在提醒着我们，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口，以古先生为代表的上海商人却还在做着春秋美梦。随后，他们在照片上题字，却想不起“难”字的写法时，老王想到寻找墙上报纸里的“难”字。

导演巧妙地运用报纸标题的方式将画面定格在了“国难当头”四个大字上，这正是导演最想要表达的深切焦虑。

现实社会的黑暗还体现在贫富差距悬殊，穷人根本无力捍卫自己的权益上。

当小红因害怕养父母卖掉自己而向陈少平求助时，他们想到了去找律师打官司。律师事务所里舒适的大沙发、精巧的饮水机展示了上流社会的精致生活。而律师的天价律师费和陈少平的那一句“打官司还要钱”的感叹说明了陈少平们与这上流社会的格格不入。

他们是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卖报、卖唱、吹小号的微薄收入根本不足以支付律师费的十分之一，所以当他们的权益受损，甚至生命都遭受威胁时，却没有办法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这就是现实的残酷社会。

有一段时间《马路天使》曾被定为“毒草”，在《毒草及有严重错误电影四百部》中这样评判：

“《马路天使》描写在民国时期一群小人物的命运，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这种评述显然是十分荒谬的，但它却说明了一点，这部影片有非常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

影片热情地讴歌了小号手、卖唱女等人的纯真、善良，以及在关键时刻牺牲自己保卫他人的牺牲精神，这种高尚的品格与小人物们卑微的地位形成对比，在黑暗冷酷的社会中放射出温暖的光芒。

影片中卖报的老王对小云的可怜身世与悲惨处境十分同情，他理解她也尊重她，丝毫没有因为她是个流落风尘的女子而鄙夷，这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情感染了陈少平，使得他也从开始瞧不起小云到后来的施以援手，最后在小云临死时请求宽恕等。

影片中，导演加注在小云身上的怜悯之心通过老王以及他的伙伴们表现了出来，尽管她是一个身份低贱的歌女，但导演却寄予她最深切的同情，体现了人道主义关怀。

在一条逼仄的马路两旁，住着一群身份卑微的吹号手、卖唱女、卖报人等，他们友爱团结、真诚相助，他们的身上散发着人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