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风暴》：寒冬里盛开的“人性之花”

《窃听风暴》从批判与反思的角度审视一个特殊时期中的个体遭遇，通过银幕展现出民主德国对于人们的监视、个人在制度之下的内心挣扎。

并由此产生的人性异化和反异化、理性与感性、职责和道德等复杂而矛盾的问题，在社会环境和个人命运的变化中营造出一种历史的沧桑感与厚重感。

影片《窃听风暴》影片在叙事上采用了双线结构。

一条主线是作为斯塔西官员的威斯勒对于“可疑”剧作家德雷曼的窃听行动；另一条是德雷曼及其妻子玛利亚的日常生活与艺术创作。

主线中间穿插着玛利亚对于权力代表一文化部长，从抗争到屈服的心路历程。两条主线相互交织，在故事的发展中，不堪忍受压迫的导演雅斯卡的自杀成为两位主人公命运的转折点。他们意识到，在这样的专制体制下，人们毫无自由与温暖可言。

在威斯勒的转变过程中，他与德雷曼亦敌亦友的特殊关系是促进这种变化的催化剂之一。

威斯勒对于德雷曼夫妇日常温情生活的触动，对玛利亚的爱慕，以及文学、戏剧、音乐等艺术魅力的感染，逐渐唤醒他内心深处的真与善。与此同时，他坚信并愿为之奉献的政权，其本质也逐渐改变。

这些因素使威斯勒由原本冰冷严厉的工作机器，转变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义的“人”；德雷曼也是一个顺应趋势苟且创作的作家，在经历好友自尽、被限制创作、眼看妻子也屈服权势之下的悲愤压抑后，勇敢呐喊，成为一个敢于揭露现实的热血男儿。

影片结尾处“献给好人的鸣奏曲”，正是影片的升华之处一不仅是表达极权之下人性的回归，也是对人与人之间温情的赞美。

缓慢移动的镜头和偏冷的色调为影片营造了这种特殊年代下的压抑氛围。影片多采用中近景，以大量的长焦镜头来拍摄人物，凸显主体，虚化背景，借此打造一种疏离感与孤独感。

比如在德雷曼与威斯勒得知雅斯卡自尽的消息时，表现各自心情的一段交叉剪辑：德雷曼坐在钢琴前，开始弹奏“献给好人的鸣奏曲”，镜头从他弹琴的手指缓缓移动至他的脸，思念友人，悲伤而克制的情绪弥漫开来。

转而画面剪切到威斯勒，镜头从他的背后缓慢旋转移动，我们先是看到一个戴着耳机严肃工作的监听者，而至正面，他表情凝重，两行清泪落下。

全景式的展示让观众感受到威斯勒内心的震撼与挣扎。通过“窃听”的形式，二人隔空产生的共鸣是他们无声的交流。

色调在片中与特定的环境氛围和心理氛围紧密相关。电影在冬季拍摄，偏冷色调的选择使影片呈现出萧瑟冰冷的质感。

德雷曼的家以暖色调的原木色为主基调，通过白色（白色的门、白色灯光和演员的白衣服）来调节，在温情中多加几分冷静。

而威斯勒所处的顶楼窃听室和他自己的家中，背景多是蓝色、灰色或者灰绿色，呈现出一种严厉、压抑、孤独的感觉。

外景中灰色的建筑、凋零的树木，无不折射出整个国家人人自危、互不信任、没有温暖可言的状态。

尽管电影的氛围寒凉逼人，但让观者为之动容的正是在这恶劣环境中所盛开的“人性之花”。极权之下，自由被控制，思想被限制，人们不惜以揭发检举他人来表达自己对国家的忠诚，人性的异化是如此的可怖。

但也正是因为在这样的极度压迫中，在知道会有怎样可怕的结果后，威斯物和德雷曼所选择的真与善才尤为可贵。

对于威斯勒来说，有权而不滥权，收于质凝反思所信仰的党派以及自己的所作所为，坚信正确的道路就披荆斩棘地走下去，这在当时是多么艰难。

对于德雷曼来说，在民主德国这样封闭压抑、人们只能以一种方式思考的环境下，他用艺术打开了思想的闸门，打破僵化的思维，让人们换一种方式看世界，启发、推动另一种批判的精神。

也正是与此接触后，威斯物开始反省，民众得以思考，才能加速柏林墙和人们“内心之墙”的倒塌。

但导演的格局也并未局限于此，他借文化部长之口说：“这个新德国有什么好写的，没有信念，没有目标，许多人直到现在才懂以前小共和国的好。”

影片对于极权与压迫是批判的，但是对于整个社会信念和前行动力将何去何从，是导演期望每一个人去反思的问题。

“门怜事件”是片中的经典段落，在这场戏中，导演采用了一种“冷处理”的方式。

当威斯勒从监视器中看到玛利亚从文化部长车上下来时，他拨通了德雷曼家的门铃，想让他知道残酷的真相。此时威斯勒还是一种冷眼旁观的姿态。

德雷曼下楼开门，日此一切，他并没有暴跳如雷或者痛苦尖望等感性色彩很重的反应。在构图上，德雷曼靠近画幅边缘，站在伊暗的门后，表现出一种深深的失落和悲凉，低婉哀伤的音乐响起。

毫无疑问，影片中的情绪感染力是非常巨大的，在“门怜事件”中本应该抒发出来的情绪都抑制住。

他们动作和语气是冷静的，但是我们能感受冷静背后的无奈，痛苦与内心的挣扎，情绪上的“冷”传达给规众的知是一种直击心灵的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