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原谅“汉娜”吗？解读《朗读者》剧情，探寻影片背后的隐喻

看完《朗读者》这部电影，观众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汉娜是谁？”

我们遇到了一个难以理解的人。她对文学的热情何来？她对尊严的执拗何来？

尤其是要以奥斯维辛集中营看护的罪名被打入牢狱20年，她怎么还不开口说话？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细细品味着这部电影。

对于汉娜的定位，其实演员凯特·温丝莱特也有过我们的困惑，当导演史蒂芬·戴德利和她第一次坐下来讨论汉娜时，温丝莱特完全不能理解这个人。

她无法亲近她，以前演其他角色，她总是能够用自己生命中比较相近的体验，跟对方取得联系。

但是对于汉娜，温丝莱特什么也没有，从她生命里拿不出任何事情可以放进汉娜这个人物。

但是温丝莱特不能教化汉娜，不能说：汉娜你是错的，我不能做你做的那些。

温斯莱特要扮演汉娜，就必须理解她，使她成为一个人。

她做了很多观察和阅读，发现那些年轻的纳粹看守，男人女人，并不真正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汉娜绝对是其中之一。

德国是经历过种族矛盾的国家，也是一个与自己过去的罪恶不断较量的国家。

1970年冬，大雪过后最冷的天，勃兰特跪在华沙死难者纪念碑下，成为“欧洲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

毫无疑问，戴德利想在电影里表达的观念几乎是哗然的：种族主义者始于一些普通人。

他并非要为希特勒洗脱罪名，那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但是这个观念太容易招来攻击。

比如人们会认为汉娜代表着相当一部分无知者，他们被纳粹操纵，处于历史无意识状态，甚至将重大是非让渡于个人尊严。

你可能会反问戴德利：任何被卷入纳粹的人都是恶人，而你说残忍的灭绝始于普通人，那么到底是谁发动了它，应该是希特勒胜过看守吧？

戴德利可能会回应你：这是成千上万人共同参加的。赎罪是小说《朗读者》的主题，也是德国的一份沉重遗产。

犯罪者不必须是恶人，他们可能就是父母、老师和牧师。与纳粹有关的人数实在太多，从军人数达到了1500万。

让我们重拾《朗读者》这个故事。德国柏林，年轻男孩迈克有一天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病了，偶然遇到汉娜，汉娜帮助了他。

等恢复了健康，迈克来向她致谢。他们开始了一段亲密的关系。

她比他大许多，他还是一个学生。她喜欢他为她朗读，他朗读了许多名著。

有一天她消失了，他进入大学学习法律。一次在法庭旁听，坐在审判席上的却是她，因战争罪行被判刑。

当迈克从少年变成了老男人，他继续为汉娜朗读，录成磁带，和原书一起寄往狱中。

但是从来没写过一封信、一个字。后来，汉娜学会了读和写。

她快出狱时，他们见了最后一面，很快，她在牢房自尽。多年来第一次见面，她想拥抱一下，但他躲过了……

当然，你会说他不知该如何面对一个纳粹看守，尽管他曾经爱过这个女人。事实上，他终其一生可能只爱过这个女人。

小说里这么说：他结婚了，妻子很好，跟他一样学法律，可他总觉得摸起来、闻起来、亲起来，完全不是那个味道，直到这种不是味道儿的感觉永远不退，他离婚了。

后来寻寻觅觅，他寻觅的女人都有那么点像汉娜。

电影来源于本哈德·施林克的原著，登上《纽约时报》排行榜第一名，大有重振德国文学的意思。

这个故事稀有得像个自传，施林克很像主人公迈克，做学生时他去过法兰克福审判、后来在纽约和柏林教法律，这期间人们探讨1950年德国发生的事情。

但施林克年轻时并不认识一个汉娜那样的女人，他在工厂工作时认识了一些人。

从她们那儿获取了汉娜的成分，又从认识的另一些人那儿获取了另一些，漫长的过程中她们共同形成了汉娜。

后来，施林克发现他访问的那些人也没有告诉他真相，他们在那些年是怎么过的，于是他认为有些事情需要与这一代人分享，于是写了这本书并亲自为电影担任了编剧。

《朗读者》成为一个强大的隐喻。迈克对汉娜的复杂感情，正好隐喻着德国的年青一代对曾经参加过纳粹的父母的复杂感情，作者施林克就是这个年纪，1944年出生。

迈克说，如果背叛一名罪犯不会让我罪孽深重，那么爱上一名罪犯却使我罪责难逃。

迈克再爱汉娜是难的，而做那一代人的小孩也是难的，那不是他们的错，但无论如何他们感到牵涉其中，因为他们的父母和老师牵涉其中。

有许多关于“二战”的电影和书，但极少有谁关心接下来的一代该如何生活在巨大的罪恶阴影里。

所以，这个表面的爱情故事，必须有一种代际差异，必须发生在一个战后出生的男孩与一个战时为纳粹服务的女人之间，这样的安排是有意识的，而非自传性。

导演戴德利拍这部电影也是在为自己的同代人做一件事，这代人真的认为他们生于罪恶。

异文化之下的人，也许感到这个故事很远，但戴德利提出的这个深刻、严肃的问题，其实指向全人类：如果你是当下的德国年轻人，如何生活在一个后战争时代、后种族灭绝的社会？是否意味着不能爱你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