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育角度来看《烈火战车》，赏析撒切尔时代背后的奥林匹克精神

迄今为止，已有许多关于《烈火战车》的分析，但是一般都不是从体育电影的角度进行分析，而是将其视作极端保守的撒切尔时代，那个改变英国社会的极具争议的时代的早期产品。

影片的主创人员非常不满人们将其爱国主义与福克兰战争联系起来，并反对人们在解读这部影片的思想形态时忽略制作人明显的社会关系。

接下来，我将从体育角度来看《烈火战车》，赏析撒切尔时代背后的奥林匹克精神。

当时的一种主流观点认为，运动员与传统权威的碰撞、亚拉伯罕对职业化效率的支持以及电影的国家主义都体现了对撒切尔主义的身份认同。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尽管电影中批判了保守的剑桥主导一切思想，但实际上电影仍迷恋于旧的秩序，它通过对剑桥和亚拉伯罕周年追悼会的取景，将这种旧的秩序与当时电影中对“传承”的英国风格的怀旧和赞扬结合起来。

由于上述两种观点是根据同一段文字做出的推断，孰是孰非很难判断。

例如，利德尔和其信仰、其苏格兰风格和其对工人阶级的同情都很难像亚拉伯罕的行为那样可以套进撒切尔夫人支持者这套说辞中。

我们从体育电影的角度来分析《烈火战车》这部影片，人们可能会发现这种矛盾情绪与影片的主旋律有很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与其体育故事的题材以及由体育的业余性社会思潮而引申出的深意密切相关。

这也正是影片故事发生30年前那场顾拜旦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

在1988年正式废除业余选手和专业选手的区别之前，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章程中曾明确表示，业余选手参与比赛应当是出于他对这项活动的热爱，而非出于其他的奖励，尤其是金钱的奖励。

院长们在聊天的时候却不自觉地揭示了业余选手准则中的矛盾之处，这些矛盾在体育运动的精英阶级基础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因为橄榄球的业余精神要求运动员不得领取比赛津贴，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精英阶级的运动员才有钱接受培训并参加比赛，不需要通过连续工作来获得报酬。

因此，难怪影片中的四个主要运动员有三个是剑桥的学生，亚拉伯罕、蒙塔古和林赛，只有一个利德尔来自弱势群体，虽然他是爱丁堡大学的本科生，但是电影中却对此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以将其与另外三人区分开来。

影片中贵族林赛（奈杰尔·哈弗斯饰）从未被诟病为撒切尔夫人的支持者，因为电影中他的观点表达十分明确，他认为奥运会是“有趣的”.

如果我们迅速地回顾电影内容，想必一定会记得他曾将装满香槟的玻璃杯放在每一个跨栏上，以练习并完善其跨栏技巧，他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英国绅士”形象。

尽管学院院长们因其势利而受到了许多批判，但是电影却从未批判运动员的特权。的确，无论整个体系对他们有多么不平等，作为学生运动员，他们代表了思想和身体的完美结合、身处“腹地”的运动员。

虽然从报纸头条、美国人入场影片以及体育馆内的摄影师和摄像机的镜头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后世奥运会的商业化模式和其媒体统治的端倪.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1924年那场小规模的奥运会是一场非常不同寻常的奥运会，这一点从比赛场地上就可以看出，当年的赛场选用的是默西塞德郡体育场而非白鸽体育场。

虽然从赛场上，我们可以看到为数不多的几则广告，但广告数量是如此地少，在我们这些当代人看来会觉得有些奇怪，那时的人估计做梦也想不到之后人们甚至会在鞋子上印上品牌的商标来做广告吧。

韦兰早期的剧本中明确批判了大型企业和民族主义主导奥运会这种情况，他在电影开头设计了一个过去与现在的鲜明对比，用受到国家控制的东德成功者们来体现奥林匹克精神的顺覆和破坏。

但是由于这部电影并非说教类电影，因此电影将这一对比进行了更加含蓄的设计和表现。

1924年的巴黎并非仅仅怀旧和幻想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但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巧妙地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正如明内利的音乐剧《火花银树》中所展现的场景，马车和新发明的汽车和谐地共存在同一幅画面中，虽然前者显得有些陈旧过时，终将被后者所取代。

在1924年的巴黎，利德尔明确的业余性、亚拉伯罕的“职业化特点”、美国的多教练指导训练和林赛贵族特权的轻松潇洒多种情况并存。

虽然第一种和最后一种情况注定必将消失，但是影片中专业教练墨索比尼被从球场中驱赶出去这一幕既批判了业余准则的僵化，也代表未来的专业性力量在此时仍然受到一定的制约。

那个时代既接受对于当代世界极端业余精神的批判，也认可亚拉伯罕越界的行为，从不考虑未来可能造成怎样的后果。

因此，电影中还着重突出了现代体育的国际竞争，尤其是英美两国之间的激烈竞争。

但是即便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美国运动员肖尔茨一边警告自己的队友，让他不要轻信教练对利德尔的低估，一边递给利德尔一张便签，表示对对方选手的支持.

而利德尔在比赛中也一直将那张便签握在手中，这一幕意在提醒观众，体育运动凭借的是个人的努力而非国家的努力，当然，这种意义也显著地体现在墨索比尼和亚拉伯罕的战后庆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