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视剧中，大学生“下乡”行动中的主体人物，具有哪些特点？

悉德·菲尔德将人物分为两部分：一是内在的形成人物部分，时间是从人物出生到影片开始时，这包括了人物的个人经历；二是外在的展示人物部分，时间从影片开始到结束。

这部分又分为两项：一项是确定人物需求；一项是动作即是人物。在动作即是人物这一项下面又分了3小点：一是职业的生活方面，二是个人的生活方面，三是私生活方面。

在“大学生下乡”题材电影文学作品中，“下乡”这一行动的主体人物皆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按照职业来划分，这些大学生可以分为三类，即大学生村官、下乡支教的大学生以及下乡就业、创业的大学生。

在电影中，这三种类型的人物以及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何特征？

“大学生村官”形象

从1980年起开始选调优秀大学生到基层工作。此后，一直延续下来，如今，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大学生毕业后到农村工作。

随着大学生村官群体日益壮大，反映大学生村官的电影文学作品也越来越多。21世纪以来，演绎大学生村官的电影文学作品约有十五部。

这些电影文学作品当中的大学生大多是从名牌大学毕业的，他们纷纷放弃城市里的高薪工作，毅然决然选择下到农村基层去当村支书、村支书助理或者人民调解员等村官。

由于下乡的动机和目的不同，这些大学生村官形象又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是从农村考上大学、再返回家乡当村官的大学生。

他们的行为动机就是立志建设家乡，大学毕业后顶着各方压力从城市返回故土，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电影作品《牛铃响叮当》、《返乡》等中的主人公都是如此。

《牛铃响叮当》中，江大宽回乡发展特色产业，用酒糟来喂牛，又为村子开办了黄牛交易市场。《返乡》里的王有志顶着各方压力回到农村，为村民修路、建蔬菜大棚……总而言之，他们都提高了当地的收入水平，帮助村民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第二，是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富（官）二代大学生。

在这类电影作品中，有的大学生是因为受到父辈“上山下乡”经历的影响，也想去农村有所作为，比如《情系梧桐》；有的大学生是想摆脱家长的控制和安排选择下乡，比如《大西山小村官》；还有的则是被家长要求下乡当村官，最后爱上了这个职业，比如《六年，六天》。

但无论下乡的原因是什么，都体现的是两个不同阶层的融合。

第三，是城市普通大学生。

他们没有优渥的家庭作为后盾，也没有一定要建设家乡的返乡情结，他们只是单纯地热爱村官这份工作，希望能将青春奉献给广袤的乡村大地。

比如电影作品《鸳鸯村的故事》中的陈海泉就是城市普通的大学生。

《青春路上》采用群像的手法演绎了一群大学生下乡当村官的故事：随着某项“大学生村官工程”的启动，一群来自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普通大学生被分到某乡的各个村担任村官，他们有着相同的起点，却有着不同的结局。

有的人受不了农村生活的苦，早早选择了离开，而有的人克服了艰难困苦，在农村扎下根来。

下乡支教的大学生形象

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下乡支教，支教电影逐渐成为一个热门题材。这类电影文学作品演绎了我国新疆、内蒙古、贵州、云南等落后偏远地区的支教故事，体现了农村教育资源的稀缺。

21世纪以来的大学生下乡支教电影文学作品有二十多部，按照支教行为的动机和目的来分，可以将电影文学作品分为以下几类。

首先，主人公为了改变乡村落后的教育面貌而自愿下乡支教。《山村风云》、《麦积山的呼唤》《梦里回到昨天》等都是此类。

《山村风云》里的柳菲是“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的志愿者，在贵州支教时凭一己之力拯救了所有学生的安全。

《麦积山的呼唤》里，一批支教大学生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号召，到西北小县城支教。他们响应国家号召，从城市来到农村支教，短则一两年，长则十多年，为山区孩子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梦里回到昨天》中的星儿刚出生时被母亲遗弃，是爷爷收养了他，乡亲们养育了他，他为了报答这些恩情，选择自愿回乡教书。其次，是抱着功利性目的去支教的大学生。

有的人是为了保研才去支教，比如《新来的李老师》中的李青；有些人是为了出国，比如《草原日记》中的沈虹。

《遥远的诺邓》里，刘樱子为了还助学贷款选择去诺邓支教。《志愿者》中，音乐创作人肖然为了拍明星秀去云南乡村支教，实际上只是装装样子……但无论这些作品当中的主人公抱有怎样功利性的目的，最后都能在支教过程中反思并且改变自己的观念，真正爱上了乡村的孩子以及教育事业。

有一些电影文学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是从小被父母宠爱的千金大小姐，大学毕业后，为了逃离家长的控制，培养自己独立的人格从而选择去乡村支教，比如《大饼的莎士比亚》中的张然，毕业后不想去父亲的公司上班，选择支教来给自己一个间隔年。

此外，还有一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因为失恋而选择去支教，比如《草原日记》里的陆玲，她在学校的时候和蒙古族男孩呼巴儿恋爱了，但她因为要出国打算跟呼巴儿分手，呼巴儿伤心之时决定回家乡支教，却在途中遇车祸身亡，陆玲内疚伤心之余，决定去呼巴儿的家乡支教。

下乡就业、创业的大学生形象

大学生们毕业后返乡除了当村官和支教外，还会选择回农村从事其它职业以及创业。

电影作品《刘巧儿家飞来个小洋妞》以中国历史名人刘巧儿为背景，讲述了刘巧儿的孙子南梁大学毕业后回乡创业的故事。

该片由电影《刘巧儿》改编，四川省一级导演樊明仁执导该片。刘巧儿是40年代抗战时期反抗父母包办婚姻的典型，为新中国女性解放做出了良好表率。

南梁从小就活在奶奶的光环下，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大学毕业后在南梁事业单位稳定的工作，回乡创办了“刘巧儿旅行社”，带动了当地旅游业和经济的增长，将西北特有的窑洞、剪纸、香包、皮影戏、南梁革命遗址等传统文化展现在世人面前。

除了回乡创业，大学生下乡后从事的职业也会多种多样。电影作品《遍地清泉》中，男主人公罗文是省艺术学院的学生，毕业后一心想在北京出人头地，但始终没有起色，女朋友也跟大款跑了。

心灰意冷的罗文回到家乡，意外结识了一个二人台剧团，在为剧团临时救场演出后，受到了观众的喜爱，最终罗文选择留在了剧团，他一身不被大城市青睐的吹拉弹唱的功夫在农村真正找到了用武之地。

《子母柳》涉及到了农村医疗的问题。医科大学毕业的沈岚的母亲被乡村庸医李兴旺误诊，从而耽误了病情最终去世，沈岚悲痛之余，看到了乡村农民看不起病、农村医疗设备不足、留不住人才的现状，于是决定留在家乡当一名医生。

她改变了村民一生病就吃止痛片的落后思想，是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行者。《我要去远方》讲述了一个名叫杨凯的地质学专业大学生去龙潭地震监测台实习的故事。

刚开始杨凯非常嫌弃这个贫穷的山沟沟，实习结束后，杨凯已经爱上这个地方以及自己的工作，于是拒绝了母亲让他出国和转专业的安排。

该片荣获第52届休斯敦国际电影节“Remi”奖金奖，知名导演及业内人士就《我要去远方》评论说：“我们弘扬的人生观、价值观，正是当下社会需要的！”

其实，除了专门的就业、创业题材的电影文学作品，“大学生村官”电影文学作品中也大多涉及到了创业的话题。

大学生们下乡当村官后，想改变乡村落后的面貌，需要去开创一些具体的项目才能带动乡村经济发展，比如《返乡》中王有志带领村民建蔬菜大棚，《牛铃响叮当》中江大宽创办农贸交易市场，《我是村官》中育民回乡开办缫丝厂等都属于创业。

一般地说，大学生思想受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的制约，围绕社会变革、社会矛盾的发展，其思想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纵观中国历史上大学生的发展历程，大学生的思想先后经历了几个阶段。上世纪初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学生处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这一代大学生有着强烈的艰苦奋斗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和无私的奉献精神，雷锋成为了那个时代大学生的楷模。

80年代的大学生在新时期渴望建功立业，并不断探索人生新起点，开始注重自我价值，但随着80年代末全国通货膨胀、知识贬值等，大学生陷入了对人生的困惑、求学的苦难和前途的忧虑。

在“大学生下乡”题材电影文学作品中，大部分的主体人物都是“85后”、“90后”，其中又以“90后”居多。

“90后”大学生的人生观呈现个人化倾向，即个体意识和权力意识较强，集体意识减弱，不愿为集体或他人牺牲自己的利益，在事业或职业的选择上的更加多元化。

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在这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思想受到强烈冲击，主体和自我意识增强，价值观走向多元，与此同时，面对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盛行，作为知识分子的大学生精神上也会出现颓废、焦虑、迷茫的特点。

21世纪以后，大学生在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多元的社会文化中不断调整自己，自我意识进一步加强，但此时他们会积极融入社会，避免个人与社会的断裂。

这一时段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可以从“大学生下乡”题材的电影文学作品中略见一二。

强烈的主体意识

主体意识强调人是历史的主体，强调自我的主动性、积极性、实践性和建设性，是发挥人的潜能的内在基础。

主体意识在大学生做事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主观能动性，让大学生知难而进、持之以恒。大学生的主体意识首先体现在对社会等级的“蔑视”上。

比如在《青春路上》里，大学生郑杰一心想给村里通路，于是越过村长直接给县里打通车报告，这一行为遭到了村长赵悍东的严厉批评，赵悍东说：“小伙子，官不是这么做的，人也不是这么做的。”

在中国的官场文化里，下级一般是不能越过自己的上级给上上级打报告的，郑杰的做法不合官场规矩，也不合官场礼法。

但郑杰作为新一代的大学生并不想去遵守这些繁文礼节，就像他在影片中说的那样：“为民谋利的事谁都可以做，用不着经过谁的同意，也用不着向谁请示。”郑杰的行为体现了他对政治、对体制、对官场有着自己的看法，体现了他的主体意识。

大学生的主体意识还体现在对自我和独立人格的追求上。城市里“90后”的家庭成长环境相对来说比较优渥，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过分保护型家庭环境。“90后”多为独生子女，一出生就能得到家里所有人的爱和关注。

另一类是过分干预型家庭环境,长辈过多地加入到子女的人生，为子女安排好一切。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没有自主选择权的大学生非常容易产生逆反心理。他们希望有自己的生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比如《我是村官》里的艾萌，她和父亲吵架时说：“我从小上什么幼儿园，上什么小学……大学填什么志愿，全都是你们管的吧……我交什么样的朋友你们都要管，你们还嫌管得不够多呀？”

《大饼的莎士比亚》中的张然和艾萌有着相似的经历，她们都选择下乡工作来反抗父权。《六年、六天》中的路远则是被父亲安排去当村官，他不喜欢这个职业。无论以怎样的情节出现，都体现了这些大学生对独立人格的追求。

多元的价值观和价值选择

青年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发展走向代表着时代价值观念发展的方向。

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这是一种竞争的、开放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下，优胜劣汰是其基本运行规则，消费不断被刺激，新兴事物也层出不穷，社会上职业种类增多，并且职业被不断细分。

大学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价值观和价值选择已悄然变化，这种变化最直观体现在对职业的选择上。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留学热”已初见端倪，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不断发展,“留学热”越来越盛行。

20世纪初，“海归”是个很精贵的身份，有经济实力的家庭都会把孩子送到国外去“镀金”，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实施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等政策。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们对职业的选择、对价值的选择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对“成功”的定义也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有的大学生们不再像世纪初那样热衷于出国留学。在作品《我要去远方》中，杨凯在深山地震台实习，他本想混个实习经验然后出国留学，但在实习过程中，被地震台老台长安杰的奉献精神所打动，感到这是一份有价值的工作，于是放弃出国。

该片还有另一位人物形象十分耐人寻味。同杨凯一起实习的还有一位女生叫寥星，而寥星正是一名研究植物生态学的“海归”。寥星的父亲在一次地震中去世了，所以寥星甘愿离开大城市，到深山里的地震台工作。

这一人物形象体现了“海归”们的价值观和价值选择正在发生变化。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草原日记》中的陆玲、沈虹，《大山里的搏击手》中的贺羽萱。有的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在时代潮流中“逆行”。

当其他人都在积极往大城市涌，争做“北漂”、“沪漂”的时候，他们选择回到农村工作。比如《返乡》中的王有志、《大学生小村官》里的黄新军、《子母柳》中的沈岚、《刘巧儿家飞来个小洋妞》中的南梁等。

他们本可以留在大城市，有的甚至已经拥有了一份很好的工作，但他们放弃了，一心想回来建设家乡。有的大学生毕业后不再愿意安心当一个坐享其成的“富二代”。《我是村官》里的艾萌、《大西山小村官》里的何帆、《大饼的莎士比亚》里的张然毕业后都拒绝去父亲的公司上班。

此外，还有的大学生还放弃了城里事业单位稳定的工作。在父辈的眼里，只有稳定的工作才是好工作，比如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或者编制内教师等。

所以，当《刘巧儿家飞来个小洋妞》中的南梁放弃事业单位的工作时，他的父亲才会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大逆不道”的事情，甚至扬言要跟他断绝关系。

但在南梁的观念里，他是学旅游管理专业的，留在大城市赚钱不如回家乡开办旅行社，改变父老乡亲经济收入的同时，让家乡优秀的革命文化和传统文化被弘扬才更有价值。

“90后”的性格特点

著名剧作家夏衍曾说：“人物的性格（主要是主角）一上场一定要新明，又能引起观众兴趣。性格不鲜明，不像好人也不像坏人，那就不清楚了。”

一部成功的文学或影视作品不能不关注人物的性格，而性格又跟人物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密不可分。

“90后“指的是1990年以后出身的人。21世纪以后“大学生下乡”题材电影文学作品中所涉及到的大学生有三分之二都是“90后”，剩下的也几乎都是“85后”，他们在整体上呈现出“90后”的性格特点。

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一步开放的环境下，9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们在未来缺席、历史断裂的情势下,几乎陷入某种精神孤岛的困境。

正当此时的中青年知识分子陷入颓废、焦虑、迷茫的情绪时，这一时段出生的人却在世纪之交中成长为最自信、最张扬、最叛逆的一代。

“80后”是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90后”也几乎都是独生子女，这养成了他们普遍敢于表达、为人处事较为自信的性格特点。

这种自信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让大学生们盲目乐观、处处碰壁，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自信，大学生们往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行动上对自己要做的事永远抱着“一定能成功”的态度，做事时也更加坚定和坚持。

比如《返乡》中的王有志一心想为家乡修路，镇长不同意，于是给他出了个难题，让他在十天之内凑齐十万块钱才可以修路，王有志立马答应。回去后村长对他说：“十天内集十万，这根本不可能的事，领导是被你纠缠怕了，随便敷衍你几句。”但王有志却十分自信地说：“怎么不可能，只要我们用心、我们努力，一定可以凑到的。”

相似的性格特点在《山村风云》中也可以看到。柳菲为了劝村民同意在坟地底下挖煤矿巷道，想用村里的广播给大家开动员会，但村长说村民们肯定不愿意，柳菲说：“行不行你好歹让我试一试。”

《大学生小村官》中，黄新军看到家乡太穷，想留下来带领村民致富，父亲让他回城，他说：“我不回去，我一定要干出个人样来。”他父亲说：“你能干出个啥样来，你德贵叔当了一辈子村主任，他干出啥样了，你能干出啥来？”

黄新军说：“那是你们不懂科学，不懂得经营土地。”但有时，因为经验的缺乏，这种自信也可能变成盲目自信。

他们在没有完全了解民生民情的情况下就蛮干。比如电影作品《返乡》中，王有志在处理低保问题是严格政策按照标准来划分低保户，没有考虑到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导致村民十分不满，用砖头来砸他房间的窗户。

《大学生小村官》中黄新军没有考虑土壤问题就直接建蔬菜大棚，导致蔬菜只长叶子不结果……有些电影文学作品还体现出“90后”性格里的一些缺点，比如责任心建立迟、贪玩任性等，这些特点也是作为独生子女、尤其是城市独生子女的短板。

“90后”已经不再像“60后”、“70后”那样是靠自己奋斗的一代，缺少了艰苦奋斗的精神。“90后”大学生大都表面追求成熟但骨子里的依赖思想却很重。在良好的家境和长辈的照顾下，不少已经二十多对的大学生仍然玩心很重，对自己的学业和事业态度都很敷衍。

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作品是《我要去远方》和《蓝学校》。在《我要去远方》中，大三学生杨凯来到山里面的地震检测台实习，这个实习是关乎毕业的大事，但他因为受不了这里艰苦的条件以及远在城里的女朋友要跟他分手，每天想方设法要逃走，从没认真工作过。

《蓝学校》里的张盟也是如此，他去草原支教的原因非常离谱，他在学校跟人打架被记过，想利用支教“将功补过”好顺利毕业。他第一天到草原的时候，从包里拿出他的吉他、玩具枪、明星海报、游戏机、跳舞毯等东西，这些东西有着典型的“90后”标签。

后来，张盟也是因为女朋友要跟自己分手，就吵着闹着要回城，完全不顾自己是否能毕业。《新来的李老师》里，大学生李青去支教后，乡村教师姚老师说：“听说你们城里的老师都有自己的教案，可不可以让我们看看学习一下？”李青哑口无言、十分尴尬，因为她并没有什么教案。

后来她发明了“快乐教学法”，想让学生从玩中体会到学习的快乐，于是经常带着孩子们去户外上课。与其说是上课，不如说是一个大孩子领着一帮小孩子玩耍，孩子们在户外心都野了，无法安心在教室学习，但李青还为自己给孩子们带来了快乐而洋洋得意。

这部作品其实反映出当今大学生下乡支教所存在的问题，无论是支援西部也好，还是支教保研也好，有些非师范专业出身的大学生普遍存在着缺乏教学经验的问题，他们在农村呆一两年就走了，在教学上比较随心所欲，无法设身处地为农村孩子的学业和前途着想。

以上人物折射出时代氛围下大学生的某些共性，他们骄傲、自信、敢想敢做，但同时又注重享乐、责任心建立迟、思想成熟晚。

所以，“下乡”的经历对他们来说是一次人生的历练，除了像《土楼故里》里的陈婷婷、《青春路上》里的高庆一样当了“下乡”的逃兵以外，大部分大学生都能在基层工作中坚持下来，最终成长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