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谷村新司的《星》，亚洲人民的共同记忆

日本歌手谷村新司已于10月8日去世，终年74岁。

2018年，69岁谷村新司来到上海大剧院参加“38年的星”演唱会。在上海，他曾说了两遍：“这一年，对我意义重大。”为何重大，他不解释，只是“想通过唱歌传递此刻‘六’字头最后的心情”。就像他漫长的创作生涯中的700多首歌，无论音乐风格如何变化，隽永、深邃，勇敢注视时间黑洞的词意不变，隐约窥见生命奥义的敏锐知觉也未变。

《星》确是亚洲人民的共同记忆

2018年69岁这一年，谷村新司在上海再一次唱了《星》。

谷村新司演唱会 本文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这首他唱过无数遍的歌，不仅每每在海外的演唱会必唱，还在新专辑《38年的星》中又重新录了一版。“编曲完全和当年一样，只是声音显而易见地老了。一首歌就像一瓶酒，刚酿成时芬芳猛烈，随时间变化会慢慢变得醇厚。”

你可以说他保守，也可以理解为早慧的人对珍贵之物的爱惜和守护。他珍惜这首歌，“《星》是打开全亚洲大门的钥匙，能把所有人联系在一起。”

收录《星》的同名专辑发行于1980年4月。这是一首孤独的歌，封面上谷村在幽蓝的路灯下低头行夜路，城市如荒野和他一起静默。这张专辑很成功，尤其是《星》，被改编成不同语言的版本在亚洲流传，关正杰的《星》（郑国江填词）和邓丽君的日、粤两个版本在华语区尤其知名。在中国大陆，沈小岑收录在第二张专辑中的日语版《星》则犹如在岩壁上凿开一个洞，歌迷们开始想尽办法搜集日语歌曲，产生了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

演唱会海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星》确是亚洲人民的共同记忆。它的孤独和光华不需要语言的传递就能击中人心。谷村新司所作的旋律兼具日本传统歌谣的忧伤，以及唐诗疏朗、开阔、悠远的意境，在文化相近处更引人共鸣。

舞台上，这个瘦小又快乐的老头很早便窥到命运的奥秘。想象茫茫黄色草地、远方的群山和凉风的场景时，谷村新司并不知道这是哪里。一直到歌写完，才想起来“这样的景象一定在中国”。写下这首歌的时候（1980年），谷村新司不过32岁。

吹入胸中的寒风和热情的梦想交织；散落四方的命运之星既是他告别的对象，亦是将迎来更多后来者的亘古不变的存在。

被很多人翻唱过的《星》日语原名译为“昴”更准确。昴星团是夜空中最明亮的星团之一，在秋冬季节尤其光华灿烂。谷村的《昴》不是乐观，也不是悲观，而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式的诉说。它就像无法言说的命运本身，迷茫、孤寂、矛盾，又仍然是有希望而明亮的。

他把这首歌叫作“幸福的歌曲”。

东西方文化的碰撞自少年时已开始

采访谷村新司的时候，目光总是被他修长的手指吸引。这双手本身就拥有丰富的语汇，相形之下谷村本人反而没有那么健谈。他的人和歌一样安静。

不矛盾的却是谷村新司身上浓浓的昭和遗风，4000多场演唱会和3000多万张唱片销量的数字可见他的勤奋。他是典型的战后日本一代人代表，自信、朝气蓬勃而对邻国友善，始终致力于关心儿童事业和音乐教育事业。这位大叔无可指摘，是日本乐坛一位挺括而备受尊重的前辈。

谷村新司演唱会现场

他是有定力的人。无论政治潮流如何变化，他始终以一位艺术家的良知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曾是上海世博会开闭幕式总导演的滕俊杰和谷村是近二十年的老友。他记得谷村近乎天真的赤诚：“安倍、小泉的时候，（日本）和中国过不去，他直接去找小泉，跟他说对中国的态度必须改变。日本必须跟中国站在一起，我们亚洲两个国家要负起这个责任。”

在谷村新司活跃的年代，旺健而丰盛的昭和时代即将步入尾声，却也迸发灿烂光芒。《银河英雄传说》的开篇，田中芳树的“前进！再前进！”至今令人浑身一震，“奥特曼”系列的蓬勃、昂扬，以及对社会、科技和自身境遇的反思精神都是真实的昭和写照。当时，这种乐观的国民精神被称为“一亿总中流”，即有一亿人口认为自己是中产。

那个时代，民众相信奋斗能带来更好的生活，相信自己文化的独一无二性。无论银幕还是文学形象里，男女皆剑眉星目、健康开朗。虽然昭和时代并非每个男人都是高仓健，每个女人都是山口百惠，但他们的确是日本现代史上最令人怀念的形象。

日本文化固有的“物哀”和“武士道”，对传统文化的固守和对外来文化高度接纳的两极，都在开放的昭和时代后期得到平衡，亦在谷村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他身上还有另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交融，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碰撞自他的少年时代已经开始。有一条传说，说他17岁时去东京武道馆看了披头士的东京首演（1966年7月1日）。一问，才知道这是子虚乌有的事。但有一点是真的，16岁时谷村新司和伙伴们组建了第一支乐团Rock Candie，“风格偏乡村民谣”。

谷村新司演唱会

更疯狂的是，1970年这支乐队还做了一次“美洲大陆巡演”。实际情况和听起来的很不一样，“我们首先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然后因为穷，只能搭乘横穿北美大陆的巴士一路去纽约，路上睡觉什么的都是在车上解决。”这样一路走一路演，舞台就是街边，用了十天的时间还真的抵达了纽约。

在纽约，除了演出当然更要看演出。谷村新司看了不少摇滚演出，发现“音乐原来可以喊也可以叫”。“在Janis Joplin的现场我流下了眼泪，原来音乐还有这样的可能。”

次年回国他便组建了新乐队Alice。这支乐队持续了约十年，见证了谷村从籍籍无名的少年成为全日本人尽皆知的超级明星。

1976年，他创下一年演出303场的日本音乐史记录。此时他已经奠定自己的风格，青春的躁动汇入大河奔流。“在不同的时期人会受到不同的影响，因此音乐也在不停变化。但是歌词表现的东西，这几十年里都没有变化。它们是我的人生观不断累积而就的结晶。”

年轻时对人生中种种矛盾的敏锐感知，和年岁渐长后更加真切的思考，出道46年，唱了4000多个现场的谷村新司的创作始终围绕这同一个主题。

“栽培了常石磊”，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谷村新司第一次踏上中国的舞台是1981年8月2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与中国歌手们共同参加了《Hand in Hand北京》的演唱会。此行亦让他的目光投向了整个亚洲地区。

第一次来上海则是1994年在万体馆的“亚洲巡回音乐会”，他代表日本出席。

他是个天真的人，这样的愿望听起来未免太过艺术家的一厢情愿，即使在政治氛围浓厚的1980年代，亦未必有能够生根发芽的土壤。

但是他从来没有停止身体力行地搭建中日沟通的桥梁。

谷村新司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式上演出的视频截图

2010年上海世博会，滕俊杰希望邀请谷村新司登台。不巧，那段时间谷村有全日本的二十多场演出，世博会正好卡在巡演中间。谷村希望滕俊杰给他三天时间考虑，谁知一天后他便回复：“可以”。为此他打了很多个电话说服与致歉、做出很多赔偿，方能成行。

同样令滕俊杰印象深刻的是谷村新司作为艺术家的敬业。唱了无数遍的《星》，“为了每一次重要的中国邀请，他一定是认真走台的。而且他一定是每次走台的表演都是直接开口唱，绝对不敷衍。”

除了光鲜的舞台和政治层面的交流，谷村也愿意花时间面对面地与中国年轻人交流，努力把很难以言传的音乐教授给中国的学生。

2004-2008年，谷村新司在上海音乐学院担任客座教授期间，“每个月都有一周的时间在上海度过”。谷村老师的课很实在，他请每位学生作词，然后帮助他们完成谱曲、编曲、上舞台的全过程。“我很注重把握每位学生的个性。”

外界流传的“栽培了常石磊”，反而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我到的第一堂课，学生们给我做了个欢迎仪式，常石磊为我唱了一首歌，对我说：您能来我很高兴。”后来就没有后来了，“他是个很有天分的音乐人，我惊讶于当时的上海还有那么有才华的音乐人。常石磊那个时候什么都已经会了，几乎不怎么来上课。我们的全部交集就是那一次欢迎仪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