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友回忆：如果有毒药立马喝下去，梅艳芳临终前夜发生了什么？

娱乐天地2023-10-12 18:01:140阅

#首发创作赛#

所有这些怀念的文字都无法比拟阿梅与她生前密切交往的好友刘培基的存在。刘培基是她亲爱的Eddie哥哥，他从阿梅刚出道时就担任她的形象设计师。尤其是他为她设计的服装，一直陪伴她直至她离世。

就连她最后穿着的中西合璧的象牙旗袍也是出自这位备受尊敬的Eddie之手，这两人之间的感情可见一斑。以下是刘培基的回忆：

我曾经跟梅艳芳说：我无亲无故，假如有一天，我走了，我的身后事就交托给你们了，做梦也没想到，她却比我先走了。

1999年，梅艳芳曾向我透露，她在例行检查中发现自己患上了妇科疾病，子宫上长了一个瘤。对于妇科疾病，我并不了解，她则轻描淡写地表示：“这只是平常的事情，医生说会自然痊愈的。”

然而，2002年12月6日，那是我一生难以忘记的日子。当天，我刚刚为罗记做完七事，离开香港回到家中，本以为可以松口气了。

然而，在凌晨两点多，我接到了阿梅的电话。她告诉我：“我刚刚收到身体检查报告，医生说情况不太妙。”我知道事态严重，立刻决定返港。

见到阿梅后，她告诉我她患上了子宫颈癌。然而，她出奇地平静，对我说：“Eddie哥哥，我一生都很尊敬你，听从你的话，但这次我希望自己做出一个决定。人生就是这样，都是辛苦的。我会接受治疗，但如果治疗过程中会带来太多痛苦，我就不想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受够了辛苦。我想先尝试中医治疗，我更相信中医，而且中药治疗没有那么辛苦。”

我内心焦急不已，但我不敢在香港采取行动。我知道北京有一位姚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请他飞来香港看望阿梅。经过几次中药治疗后，姚教授建议阿梅接受中西医结合的治疗。然而，阿梅的姐姐爱芳的病情给她留下了阴影。

爱芳一开始就选择了西医治疗，她觉得姐姐很辛苦，不喜欢这种感觉。此外，她担心手术会损害她的中气，影响她的歌唱，也担心接受放疗、化疗会导致大量脱发，影响她的外貌，无法工作。

在朋友的介绍下，我陪着她去苏州、上海看其他中医。她很积极配合，但我发现效果不太明显。

在去苏州求医的日子里，我无聊地教阿梅用手机发短信。她很聪明，很快就学会了。从那时起，我经常收到她的短信。有一次，我收到了她写的一首诗，我看得目瞪口呆。

我惊讶于她如此有文采，她一定度过了很多孤独的夜晚，才能写出这样的诗。我当时感到她很凄凉，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该如何回复她，因为我真的很心痛。

一天，有个朋友打电话问候，我忍不住告诉他：“其实我很不好，很辛苦，因为一个朋友有问题。”朋友没有追问是什么问题，反而劝我找个人分享一下，但我说：“不行，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我一直为阿梅保守着这个秘密。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张国荣的事件，我和阿梅都感到非常沉重。

我开始和阿梅商量，不如转向西医。恰好，有个圈中好友打电话给阿梅，她告诉了好友自己的病情。好友介绍了张医生给阿梅认识。2003年7月23日，阿梅第一次接受了放疗。

梅艳芳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人。当时她的病情其实很严重，肿瘤出血非常严重，不知道她那么瘦弱的身体竟然能够坚持下来。

她在生命最后的阶段举办了一场演唱会，这真是个奇迹。她全凭意志力完成了这个壮举。她坚决要开演唱会，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她希望能再次与歌迷们在舞台上相聚。其次，她真心希望能穿上婚纱，因为她选择了嫁给舞台。

演唱会前的十多天里，她刚做完化疗，身体非常虚弱。虽然有安排彩排时间，但她根本没有足够的体力去完成。在演出前一星期，我走进她的卧室，搂着她躺在床上的身体，对她说：“小妹妹，起床吧！”

她转过身，抱住我，看着她如此疲惫，我说：“如果你真的太累了，我们可以晚些再举办演唱会！”然而，她却说：“一定要做，不做就没有机会了！”她的话刺痛了我的内心。

那一刻，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我对她说：“我理解你的坚持，但你不要告诉任何人，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决定。你天生就属于舞台，不用理会任何彩排，把所有与演唱会相关的工作都推迟，等到开演前两三天再和上海管弦乐团一起彩排。不需要向其他人解释原因。”有幸观看这场演唱会的人都知道，阿梅尽力了，她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演出。

每晚演出结束后，我都会到她家陪她共享夜宵。然而那时，我发现她已经无法再进食，因为食物会使她感到极度不适。她不得不依赖大量的胃药来缓解症状，我深感忧虑，她的肝或胃可能已经出现了问题。

然而，尽管食物摄入量甚微，她却依然能充满活力地应对表演，即使在发烧状态下也依然坚持演唱。实际上，她应该尽快接受全面检查，但她总是抽不出时间。

为了给阿梅制作演唱会服装，我在香港停留了半个月，因此并未有机会陪伴她前往京都。我以为只要她一回到香港，便可以继续进行治疗，然而当她入院接受检查时，医生告诉她需要更多的时间。

他们让她留在医院接受疗程，并表示她能完成演唱会已经是奇迹，是上天赐予她的特殊力量。然而阿梅已经安排了大量的工作，在朋友的劝说下，她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说：“如果我现在不工作，我会胡思乱想。工作的时候就不会想太多。你知道我做完化疗有多痛苦吗？如果你处于我的位置，我相信你一定会选择喝下这碗毒药。我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我理解她的想法。

然而，结果她还是被要求入院接受治疗。当时她的血小板数量极低，情况十分危急。

那年12月29日，下午四点，医生说：“多陪陪她，她应该就快走了。”我心急如焚，但是焦虑也无济于事。很多关心阿梅的朋友都想来看她，我也不再阻止，因为她还有一线生机，我不希望有人打扰她，但如果此时不让朋友们见她，那太不人道了。

我一直陪伴在她身边，朋友们三个两个地来床前看她，我告诉她谁来了，也不知道她是否听得到。在那七、八个小时里，她的眼珠不停地转动，医生解释说这是脑神经线的自然反应，不代表她能看见人。我看着她的心电图、血压和呼吸，她一直在奋斗，她真的很坚强。

直到凌晨两点多，阿梅妈妈的情绪非常不稳定，我尽力安抚她。突然，我看见Donny（阿梅的助手）冲出病房，我心里知道情况不妙，他一定是去找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