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笔下，写尽现实道出人情，放大人和人之间最纯粹的感情

王安忆在一次访谈中曾坦言，无论是上海这样的繁华都市，还是江淮流域的农村地区，她从未期望在作品中还原这些地方的真正模样。

小说中的城市与乡村都是作家小说中的戏剧舞台，是小说情节发展、人物活动的空间。

王安忆属于写实派作家，深谙世俗生活的外部状态，因为存在的合理性，体现出平衡对称的秩序和美感。

小说空间里或戏剧舞台上展现的是作家内心的故事情节，体现出作家对于故事空间的审美把握和美学追求。

王安忆擅长电影纪录片式的文学书写，尽可能地把握事件的全部和现实的整体性。既能突出地表现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和空间的整体感，又能展现出空间局部细节的真实性。

这样的创作美学体现在王安忆小说中构筑的丰富多彩的影像化世界，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以绵密厚实、细腻详实的语言文字为载体，为读者建构出具象可感的影像画面，极具纪实电影美学风格。

且看《天香》中沈老太爷为孙女希昭精心准备的十六箱、八、四桌嫁妆，共分为四种：一种单色朱漆，一种彩绘描金，第三种是雕漆，第四种是杨师傅的看家活儿————填漆描金。

王安忆有如纪录片导演一般，详实而具体地“拍摄”出希昭的各色嫁妆：玉白色的厚螺钿嵌在绿漆上，深青中闪着蓝光的薄螺钿嵌在紫漆上。

四桌一为四仙桌，二为梳妆桌，三为琴桌，四为画桌。四桌均配有一对烛台，一对风灯。

四仙桌上摆着一套酒杯茶盏、果盒、暖碗，四副银筷：梳妆桌上则配有相应的梳妆打扮所需物品；琴桌上是一具崭新的嵌螺钿微的绿沉漆琴；画桌上则备齐笔墨纸砚。

王安忆运用录制纪录片般的写实手法，逐一展现出这十六箱、八棚、四桌嫁妆的各色物品：什锦攒盒、手炉脚炉、熨斗升斗、琴凳机凳……沈老太爷想厚嫁孙女的用心可见一斑。

沈家乡下田地并不富足，还需维持一大家子全年的吃穿用度，难有余力为希昭准备丰厚的嫁妆。

可当读者看到那具体写实的十六箱、八橱、四桌的妆奁，便深刻地感受到沈老太爷的不遗余力、倾其所有。物质现实之下流动的是真实的人性人情。

《流水三十章》中张达玲的外婆去世后，外公望着这个不亲不近却像她外婆的大外孙女儿，眼前总是出现二、三十年前的图景：夜晚初降时分，女人在店堂里摆好饭桌，一家三口就围着八仙桌吃晚饭，菜式经常是手掌宽的带鱼烧头发丝细的萝卜丝。

那个时候，剪着娃娃头、穿着花布袍的女儿刚比八仙桌高出半个头。若有人来买东西，女儿便会捏着一双竹筷抢着去接生意。

外公记忆中店里的十五支光的电灯总是格外地亮，比如今这四十支的电灯还要明亮，那是温暖柔和的亲情照亮了外公久远的记忆。

小说运用蒙太奇手法将外公的记忆拉回美好的旧时光，重温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日子。还有那隔壁的宝娜嬉和绸布行老板，那老板每次来，湖州娘姨必去熟食店买鸭肿，去绿杨顿采购虾籽蹄筋。

女儿喜欢用宝娘娘的电话给无线电台点歌，并且喜欢点周旋的歌，还喜欢看胡蝶的电影；宝娜媒和那老板总是去“国泰”电影院看原版好莱坞电影……这些都是外公记忆中的场景。

如今，外公望着街上的车水马龙，记忆似乎出现了断片，旧日的小街不知何时变得这般热闹。这其实是人物的心性所致：外公失去了外婆，外在世界也失去了吸引力，外公对现实生活的感知也随着外婆的逝去而模糊。

小说对于具体时空背景的设置遵循着写实原则，尽可能真实地展现人物的生活场景，外在世界越是真实，失去外婆的外公越是怅然若失、心神恍惚。

再看《桃之天天》中，郁晓秋为接待从上海赶到安徽看她的何民伟准备晚饭的情节：郁晓秋先是盛了小半勺油倒进锅里，再往油锅里倒入洗净切好的白菜，翻炒几下，再加入虾米、粉丝，添上半瓢水后，盖上锅盖。

接下来，郁晓秋又忙着揉面，等面揉成长条，并揪成一团一团，锅里也冒热气了。郁晓秋揭开锅盖，将面团沿着热锅贴一周，然后盖上锅盖。

这个时候，她让何民伟让位，亲自烧锅，掌握关键火候。等贴在锅边的面饼发得连成一圈，锅底的白菜粉丝也煮得恰到好处。

这一段情节极具画面感，堪比美食纪录片的镜头，生动写实、细腻真实。郁晓秋熟练勤快的身手不亚于勒劳能干的乡村农妇，这正是乡村生活所赋予的生活美学。

虽然有个集体户的名头，郁晓秋更像是生活在乡人中间，和乡邻们相处得自在又融洽。在这质朴淳厚的乡村生活的熏陶下，郁晓秋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乡下妞儿，自然融进了乡村生活。

作家犹如纪录片导演般，用文字“拍摄“出淳朴自然的乡村生活，敏锐地捕捉到乡村这一具体空间的美感和人性的美好，流露出浓郁的生活气息，踏实丰厚、真实可感，颇具生命力。

《长恨歌》的开篇，我们跟随王安忆笔下的“镜头”来到了上海的弄堂，从天黑灯亮到晨曦亮起，再到阳光驱散晨雾，弄堂的一砖一瓦、一窗一扇如画卷般铺开。

在这些画面中，作者的文字“镜头”展现出对上海弄堂的熟门熟路、知根知底，弄堂的存在为小说中影视化的审美空间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王安忆的“镜头“将上海弄堂的细枝末节都展现在读者眼前，老虎窗、木框窗扇、屋披上的瓦、窗台上的月季花、晒台上隔夜的衣衫、水泥脱落的山墙、山墙上的裂纹，若不是作家像拍摄纪录片似的捕捉上海弄堂的每一扇门窗、每一片屋瓦、每一点绿苔，我们又如何能领略到这一独特空间下的勃勃生机与欣欣然的生活气息。

随着时间的流逝，上海弄堂的风姿也悄然变化，这都要得益于作家在小说中建构的纪录片式的审美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