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灵魂”土耳其，摇摆不定难以抉择，有着独一无二的特殊性

锡兰电影的精神文化资源，一部分来自于土耳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及其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处于东西方十字路口之上的土耳其，拥有着摇摆不定的“双重灵魂”。

另一方面，契诃夫作为锡兰的灵魂缪斯，其作品给予了锡兰无尽的灵感。锡兰20年的影像作品不断地向契诃夫致敬，而他也让契诃夫笔下的人物一次次在土耳其大地上精神复活。

众所周知，土耳其在地理上有着独一无二的特殊性。有人说，土耳其是西方与东方、传统与现代和谐统一的典范，这是"土耳其模式"成功之处。但也正因为处在文明交叉的十字路口，土耳其也拥有着难以取舍的双重灵魂。

土耳其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突厥人，他们曾在我国西北部和中亚定居，公元7世纪后，一部分突厥人西迁至安纳托利亚定居，于13世纪建立了奥斯曼帝国。

公元10世纪，突厥人全面接受了伊斯兰教，到了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这种影响达到了巅峰。土耳其的前身为奥斯曼帝国，有着700多年的统治历史，对欧洲人产生过巨大的威胁。

1453年，欧洲人遭遇了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西方基督教世界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从此，信仰东正教的君士坦丁堡变成了信仰伊斯兰的伊斯坦布尔。

16世纪，帝国的疆域不断扩大，将原属于阿拉伯和拜占庭的土地纳入版图，横跨欧亚非三洲，称雄一时。

土耳其虽然历史上曾有过奥斯曼帝国的辉煌，但当今社会，它只能算是一个在夹缝中生存的第三梯队国家。

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土耳其部分处在欧洲的土地上，但伊斯兰文明依旧是东方的象征。“对许多西方人来说，伊斯兰是代表东方的，是存在于他们自己的文明之外的。"

在土耳其人眼中也一样存在着两种欧洲，一种是人道主义欧洲，是代表民主、理性和技术的欧洲；还有一种欧洲是种族主义的欧洲，是基督教的欧洲。

萨义德说东方和西方互为"他者"，但是东方和西方不过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界限在不断地模糊。土耳其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的争论也成了世界性的身份认同难题。

19世纪，奥斯曼帝国开始走向没落，不断被欧洲军队所击败，一批自称青年土耳其党的人开始发起了西化的改革。这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土耳其和所有东方民族所能做出的唯一选择，也正是萨义德所说的"东方的东方化"。

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则进行了轰轰烈烈的西化改革，改革遵循了这样的逻辑，正是土耳其古老的文化、过于仪式化的宗教组织方式导致了现代土耳其的虚弱与贫穷。

土耳其自1923年建国以来，全面推行西化政策：在政治上，实行政教分离，逐渐边缘宗教在国家机构中的作用；在经济上推行资本主义体制；在语言文化上，也毫不留情地用拉丁语取代阿拉伯字母。

土耳其轰轰烈烈的西化进程，是一条不断抹杀回忆、抹杀民族特色的改革过程，也正因如此，土耳其是当今伊斯兰国家中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与伊朗电影中大多数妇女还佩戴头巾相比，土耳其已经很少看到如此景象了。土耳其一直在为加入欧盟做出努力，它是阿拉伯世界中唯一一个加入了北约的国家，受到美国大量的援助。

然而这种大刀阔斧的西化政策使得土耳其人民的心灵长久处于难以适应的错位、迷乱、仿徨之中，在西化和寻求伊斯兰信仰支撑之间左右摇摆。

如何在冲突与对立中寻求融合，如何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课题中寻找突破口，这仍是土耳其民族面临的艰难选择。

冷战后国际局势的变化与土耳其社会经济的弊病导致的混乱引发了“民族认同和种族认同”的重大问题，伊斯兰情绪逐渐增长。

土耳其领导人通常把他们的国家描述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土耳其总理奇莱尔在1993年争辩说，土耳其既是"西方民族"国家，又是"中东的一部分"，并"在物质上和思想上成为两种文明的桥梁"。

"然而这种桥梁的比喻依然无法缓解土耳其在当今世界格局之中的尴尬。在土耳其近100年的共和国历史中，我们既看到土耳其革命抛弃传统的伊斯兰文化与民族特色，积极想融入西方世界的努力，也看到了伊斯兰主义的屡次复兴，看似平和，实则波涛汹涌。

西方世俗化民主价值观与本土民粹思想暗自较量，千年的古都在近一百年经历了史上最剧烈的变化，和平西化改革与三次军事变革此起彼伏，而每一次军事政变都在深受拉扯之痛的土耳其人民心中划下一道深深的刻痕。

通过《伊斯坦布尔的春天：恐怖主义的生活之中》一书的描绘，依旧可以看到爆炸、难民、恐怖袭击的阴影出现在当今土耳其人民的生活之中，库尔德问题也是致使土耳其不能脱离战乱的重大隐患。

土耳其想加入欧盟而不得，想团结伊斯兰国家，但已经过于世俗化。土耳其不够东方，也不够西方，不够传统，也不够世俗。曾经作为奥斯曼士耳其人的荣誉感正在逐渐地变成一种文化上的耻辱。

人民永远承担所有历史选择的后果，每一个对祖国怀有深情眷恋之感的创作者，都无法忽略这种在世俗和宗教、东方与西方之间撕扯的剧痛。

正如《小亚细亚往事》中，警察纳西因为嫌犯希南三番五次不肯透露出真实的埋尸地点而变得狂躁，想要殴打愚弄他的希南，被检察官阻止："你不了解查案的新规定吗？

我们这个样子还想要加入欧盟，想都不要想！"又如《五月碧云天》中的老父亲所言："这是土耳其，总有人会来指手画脚。"

《小镇》中在树林夜谈之时，儿子对于亚历山大大帝，对于奥斯曼帝国历史和文明如数家珍，不顾大家听得昏欲睡。

作为村子里唯一一个上过大学又返回乡村安家的人，他把生活的全部意义悬挂在了如今已经不存在的辉煌的历史之中。"

每当人们太过自豪，总会有耻辱和屈辱的幽灵在游荡。因为无论在哪里，只要人们深感屈辱，我们就会看到自豪的民族主义的显现。”

土耳其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及当今局势下所面临的选择困境，正是锡兰创作的精神资源。锡兰的影像正是对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多重困境的敏感捕捉。

正如哈贝马斯对于现代性困境的总结："一是由于"理性自身'的分裂所导致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紧张和冲突；二是由于'社会关系'的全面的异化所不可避免地导致的‘人自身的严重异化’；三是普遍的‘世俗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意义的失落'、'信仰的迷惘'等为标志的人文理性追求的丧失。

士耳其"断裂的灵魂”使得土耳其人民有一种“失根”的忧伤，使得无所适从、夹缝中的土耳其具有"双重灵魂"。

2008年，锡兰在凭借《三只猴子》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时，在颁奖典礼上致辞："我将这个奖献给我热爱着的孤独又美丽的祖国。”

“与同样在国际上获得赞誉的土耳其裔导演费斯·阿金不同，锡兰是完全生长在土耳其广袤土地上的土耳其灵魂的描绘者，土耳其复杂的历史和文化，使锡兰更加关注现实境遇下人的精神问题与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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