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幽默电影中，“审丑”成为主流，突破观众的审美期待

在美学史中，很长一段时间“美”与“丑”一直都是对立的状态。“美”处于主导地位，是用来引导观众审美与主流文化的最高法则。

柏拉图甚至曾在《理想国》中强调，作为诗人只能够描绘美和善的东西，任何丑的东西都是是不允许被创造的，由此可以看出“丑”作为“美”的对立面，是被抵抗和排斥的对象。

直至二十世纪后，艺术家们通过用美学艺术表现丑的现象才逐渐将审丑拉到台前走进观众视野，引入到审美的范畴路身于美学领域，成为打破理性世界的关键。

浩翔黑色幽默电影中的人物毫无意外的都具有“丑”的特质，比如《买凶拍人》中的人物形象丑、《大丈夫》中的人物性格丑以及《维多利亚一号》中的人物生存环境丑都暴露出类似电影中的现实生活的丑相。

彭浩翔利用荒诞叙事将丑的艺术推到台前，努力将关于“丑”的艺术内部的每个细节展现给观众，提升观众理性批判的能力。

虽然看似荒诞和丑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都在极力表现不和谐与反常规，但是荒诞更多的是倾向于通过表现外在的不合理揭露引起矛盾的深层次的精神束缚和生存危机，比之单纯的表现“审丑”的审美活动更具反思与批判性。

而在彭浩翔的电影中，审丑代替审美对表现“美”进行重新构思，所有以不和谐与不合理为主要特征的“审丑”在被异化了的社会土壤中生根、发芽，为观众呈现出一个个"丑"的世界。

知名美学专家潘知常先生曾说：“丑是对美的全面消解，荒诞是丑对美的调侃。”

电影中的审丑本质上并不是所谓对丑的现象的肯定，而是通过表现丑的审美主体，影射现实社会中人的精神的无所适从和人的行为的无意义，使观众正视自我处境的真实状态，通过对丑的事物的体验自觉自省，进而进行有效反思。

彭浩翔的黑色幽默电影通过荒诞叙事的表现手段，将"丑"的现实摆到明面，迫使观众从美好的幻想中清醒，直面生活的不和谐与不完美。

以对欲望的追求作为电影的出发点，实质是对其进行反思，唤醒人们的警觉，是对“美”的更高层次的刻画与追求，奉献给观众的是一种思辨的美，是对艺术精神的的另类诠释，彰显出彭浩翔审美观念的革新。

如果说在传统美学范围内，崇高和优美能够激发人心理积极的感受，低俗与邪恶往往是通过唤醒人的潜意识打破美好的憧憬，那么荒诞艺术的出现就是从更广阔的视野上让观众感受世界的反常规和无意义，展现社会秩序的混乱和世界的残忍虚无。

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理性的发展导致了宗教信仰的崩溃，科学的发展又致使人类欲望的膨胀，人们的主体性因生存环境的异化被解构抹平，传统的价值观被颠覆。

世界与自身存在的价值成为其怀疑和否定的对象。彭浩翔在电影中特别的对于“崇高”进行了消解，为观众创造了一个个无价值观念的主体形象，用荒诞表现荒诞，展现了充斥着绝望和偶然的荒诞社会。

彭浩翔的黑色幽默电影中，荒诞叙事手法的运用是采用了后现代主义的方式，在极具戏谑嘲讽中逐渐消解传统的价值观。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探讨过，在彭浩翔创造的荒诞的世界里，人的主体性遭到解构，在比如说在电影《维多利亚一号》中，女主人公郑丽嫦为了房子，一步步纵容自己的欲望走向深渊，杀掉包括自己父亲在内的11个人，作为人的主体性被放逐，成为"物"的代词，失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出埃及记》中，詹建业作为警局中唯一一个反抗体制的个人存在，被迫去寻找男人们离奇死亡的真相，还需要面临的各方压力。

岳母指责他没有自己的事业，妻子埋怨他没有时间陪自己，而上司也不愿因为他受理身为杀手组织之一的邵美琪妨碍司法的报告，所有詹建业面临的关系网如同一个能够向内缩进的围墙，步步紧逼，使他所坚信的崇高"正义"理念逐渐瓦解。

电影后续并没有交代女杀手组织的结局，在上帝视角的观众看来，本身个体反抗体制的行为就是一种荒诞，所以情感的慰藉反而成为詹建业重新建立起能够支撑自己继续的另一种信念。

电影中詹建业最后选择扔掉了关键证据录音，烧掉录像带，与温碧霞在KTV宣泄自己的不满，情感的依赖成为他放弃原则，继续生存的希望，但女权的绝对统治也使詹建业的挣扎最终变成无意义的行为。

一部好的影片不可缺少能够吸引观众的情感化意志，只有观众被影片中的情感意志所统治，才能够产生正视甚至反思产生这种情感的现实存在，持续吸引观众。

在彭浩翔的影片中"正义"与“邪恶”的结局往往出乎意料，但其中产生的情感需求又具有普遍化，这是使观众产生情感共鸣的必要条件。

叙事的结构在混乱中产生强烈的荒诞感吸引观众注意，为观众情感的投入腾出地方是通向共鸣的关键，对观众内层的理解是提升观众透过表象看本质现状的能力。

不管电影中所谓的“崇高”在解构性叙事下如何变形后又自我消解，其目的都是试图引导观众探索出另一种支撑人继续生存的价值观念。

尽管荒诞叙事对影片的内容进行了解构，但是其内在的“不确定性”又使影片在创造自我世界的方面具有了重构力量。

彭浩翔电影中的人物从不以英雄的形象出现，也不以追求崇高的境界作为创作原则，影片中的人物多为平凡的普通人，他们有着常人所具有的自私、冷漠、狭隘与义气，所以观众也就更能够接受获得心理认同。

作为导演的彭浩翔在艺术创作时并没有尖锐的直指影片中人物的“丑”，而是更关注那些为梦想努力却深陷现实泥泞。

在爱情中迷茫徘徊的年轻人，即使影片中的主人公是以杀手的形象出现在荧幕面前，导演也将其消解为一个为梦想和生计奔波的平民，比如《买凶拍人》中因金融危机不得不主动寻找雇主谈生意的杀手Bart，在影片中却有着意外的敬业精神。

在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中，敬业原本是一个褒义词，用来形容一个杀手的话，这个充满"崇高"的形容词瞬间就被消解，成为一个可供戏谑的词语，油然生出无尽的荒诞感。

除了影片中表现出来的“传统价值观”的缺失，也体现出来了人物的主观意识对于现存客观环境的自我适应。

杀手为了适应经济危机主动就业，导演为了实现梦想自愿杀人，虽然身份各异，但是由于他们的部分特点也是大众所具备的，因此，这些人物形象的行为动机虽不合逻辑，但是却能被观众包容和理解。

在现实中观众没有能够左右命运的能力，但是电影中规则却可以人为设定，当结局能够满足人的欲望的实现，让小人物拥有把握自己命运的力量，实际上是给了观众一个情感的支撑，让观众在范围内释放自己压力。

也正是这种解构性的突破，使影片也不再是单纯的对客观世界的再现与粉饰，而是重构出一个可以自由表达的世界，让荒谬与理性融合，使观众思索重新把握人类与世界的关系。

虽然说彭浩翔电影的荒诞叙事难以摆脱对叙事主体以及崇高价值的消解，但实际上它是以常规叙事为起点通过解构叙事反而重构出一个特有的试图恢复事物的世界，形成了特有的情感。

透过荒诞的肌理观众可以清楚的看到社会发展的本质和内核，在无意义的基础之上重构支撑人们生存的"新意义"，以理性的态度审视生活，并对生命的终极意义勇敢追寻。

在西方文学史漫漫长河中，喜剧与悲剧原来是界限分明的两个世界，两者被严格区分，但文学影视化后，为避免观众心理审美疲劳，悲剧与喜剧的界限被逐渐淡化，使之慢慢融合。

余秋雨先生曾谈及到：“从深层心理上说，悲剧美和喜剧美，对应着人类对社会物象的仰视需要和俯视需要。”

喜剧中观众更多的时间是保持心理愉悦的状态，对其中人物的经历并没有太多感情的投入，俯视效果的产生是因喜剧导演为追求让观众保持“笑”的状态，刻意将人物进行夸张、丑化，用丑角不合逻辑的夸张行为营造喜剧氛围，从而使观众获得审美愉悦。

影视化后的悲剧与喜剧的融合实际上是经过的很长一段时间的辩证，最初以法国的萨赛为代表的理论家们认为，悲剧营造的是一种极富感染性的氛围。

如果融入喜剧这种引人发笑的因素实在太困难了，在想哭的同时又想笑，这样悲剧的崇高感能够轻易被消解，观众一定会接受不了。

但后经过层层论证与实践最终佐证了悲剧与喜剧是能够合为一体的，如当时美国的一篇报道说是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一条腿的美国退役士兵，靠安装的假肢惶惶度日。

没有亲人，没有抚恤金，为了表示对美国政府的抗议，他选择在市中心当着市民的而跳河自杀，结果却出人意料，他安装的假肢是木头做的，假肢的浮力根本让人沉不下去，他在河里拼命挣扎，却不是和命运，而是和假肢。

这种场景最初确实是令人悲愤的，然而结局又是如此滑稽，使人发笑，悲剧与喜剧完全融为一体，越是滑稽越是想让人流泪，至此，出现了用理性描绘命运的残酷又试图用感性消解绝望的黑色幽默。

基于黑色幽默不仅给观众带来笑也伴随着恐惧的特性，能够让观众清楚的感悟到人类处境的荒谬可笑，所以创作者往往会通过黑色幽默的风格嘲讽病态、荒诞的世界，用非理性的表现方式创造出一个异化了的世界。

彭浩翔在自己黑色幽默的电影中，运用荒诞叙事的手法为观众展现了一个又一个以悲剧为内核，喜剧为外衣的荒谬故事，旨在让观众质疑现存的体制，反思所处的困境，从而获得更高层次的审美体验。

《维多利亚一号》是彭浩翔黑色幽默电影中比较典型的一部，集中体现了郑丽嫦如何杀掉11个人实现小时候在房价昂贵的香港买套海景房的愿望。

影片中郑丽嫦为了存钱辛苦工作，房主却就在她刚存够房子首付的时候临时加价，促使郑丽嫦心理逐渐疯狂，选择杀掉心仪房子的所有邻居，使之变为凶宅，迫使房价下跌。

电影的结果虽然得到了房子，但正又赶上金融危机，银行倒闭，房子后续的贷款又是无尽的深渊。

整部影片看似是一场悲剧。但其中多处都运用了鲜明的喜剧色彩，如面带滑稽的业主，对买家透露出的市侩的嘴脸；贩毒的邻居在被郑丽嫦捣出肠子苟延残喘之际还不忘捏起掉落在身旁的烟蒂，却在递入口中时，发出"没有火呀"的惊呼。

这些场景越是滑稽越是让人心酸，接连出现的幽默情节并不意味着营造喜感，而是透过幽默反衬人物命运的悲惨。

正如库尔特·冯尼格所说：“最大的笑声是建筑在最大的恐惧之上。”

悲剧与喜剧的结合展示了人物生存的痛苦，如果人物被物欲的洪流淹没，那么能够生存下来的只有更加疯狂的人，用更加极端的手段去满足个人的欲望。

彭浩翔运用荒诞叙事塑造出一个个荒谬无序的社会来表现蕴含悲剧内核的故事，又用富有讽刺意味的喜剧雕琢细节，悲喜交融中，丰富观众的审美体验的同时也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暂离现实世界，稍获喘息的虚拟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