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受社会影响，融入更多诙谐因素，剧情呈现立体化

纵观香港电影的发展历程，我们总可以发现电影作为消费性媒介，它是通过无数刺激性视觉效果达到自己的传播效果。

如果电影的本质就是通过画面制造相似而又陌生的另一个世界，那么在影视作品中荒诞叙事的应用必然会比在文学方面起到更直接的作用。

彭浩翔在创作自己的黑色幽默影片时选择荒诞叙事模式，一方面离不开创作者所处社会历史环境的变迁，另一方面就是整个香港影视业界的普遍选择，为荒诞叙事的生成提供了一定养分的艺术空间，进而对彭浩翔黑色幽默电影的荒诞叙事的生成产生了直接影响。

香港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港口城市，有着高速发达的市场经济，继而在影视技术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香港电影的发展承接了上海电影的商业传统，后又受到好莱坞商业电影的影响，因此香港电影自出生起就免不了带有商业化的特征——迎合大众口味、牟取商业利益，为观众营造一个美轮美奂的空间，却少有内涵意蕴。

为了满足市场和观众的需求，香港电影紧跟时代的流行文化，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吸取各地不同的具有观赏性的元素，丰富自身的可观性。

对于任何一个地区来说，政府在文化上的宏观指导会影响影视作品意识形态的走向，但是在香港，英殖民政府在文化艺术上却实施"消极不干预"的政策。

据悉，英国更多的是将香港视为对华贸易的交通中介，而且面对左右政治势力角力以及美国势力渗透的复杂历史环境，维护英国的经济利益是第一位的，政治管制则是次要的。

所以反映在文艺创作中即并没有总体的文化意识形态引导，只要作品不影响公共秩序和安全，各种文化形式都能有发展的空间。

事实上，由于香港复杂的历史环境，英殖民政府在文化政策上并不是完全的“不干预”。

1953年，《电影检查规定》（以下简称"电检"）的颁布暴露了港英当局的政治阴谋，《电检》规定，所有在港播放的影片都必须接受审核委员会的审理。

片中不能出现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内的领导人、政治集会或旗帜，如影片需要删减，那么删减后的影片需在港英当局存放直到影片上映完毕。

这是英国殖民政府在政治和道德审查上设置的一条线，虽然致使"不干预"政策变得消极，且政治倾斜也颇为明显，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在这种没有具体方向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还是给予香港电影营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创作环境。

由于《电检》的原因或投资的风险，香港电影导演在进行电影创作时总是对政治避而不谈或这时极其隐晦的拐弯抹角。但是他们往往会对殖民地统治者施加嘲弄，在银幕上，英国人若非野蛮的混蛋，便是趋炎附势的应声虫，又或自负蠢钝的波士。

为了香港影视界的发展，在电影制作的过程中，创作者往往会表现出配合当地政府的态度，确保影片的正常发行。

虽然隐晦的塑造出一些特征鲜明的人物，但影片主题却并无明显政治论述，如在彭浩翔《出埃及记》中隐喻英国殖民政府的维多利亚女王像，在后面并没有对其过多呈现。

对于英国殖民政府强制要求增加影院对英国电影的排片量，当地香港观众表示，宁可去观看上海电影或美国电影。

70年代之前的香港电影教化意识较为强烈，影片充斥着现实主义风格，整体端庄而又严肃。但自70年代之后香港电影中游戏诙谐的元素逐渐变多，商业化特点更加显现。

没有具体意识形态的约束，香港电影在发展的过程中秉承“盈利第一”的信念，用更多新题材、新手法吸引观众，保证票房，娱乐休闲和游戏消遣意识成为香港电影的追求。

一时低制作、高视觉冲击的三级片和色情片大量涌现，许多新生代导演受这种艺术环境的影响，作品也会带有暴力、色情等一些感官刺激的的电影元素。

香港社会的商业化和竞争激烈的电影市场促使香港电影商业化机制的发展。

在影视界，面对香港电影观众娱乐需求，由于没有总体的文化政策和目标，部分创作者们入“乡”随“俗”，出现了对势头正猛的某一种类型电影大量“效仿”的现象，文化垃圾泛滥不止，导致电影的质量日趋下降。

这种情况使整个影视界陷入被动，既要吸引观众以保证上座率，又要推陈出新创造出艺术构思新颖的的影片。

这一困境使荒诞叙事应运而生，即映射现实生活，又通过间离效果让观众感到新奇，将社会批判和娱乐观赏融为一体的荒诞叙事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1949年以后，香港电影暂代上海电影成为电影制造中心，来自上海和海外的资本家为香港电影的的制作提供了资金条件，加之受到西方先进技术和机器的支持，以及英国殖民政府“不干预”的文化政策和本地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香港电影市场的发展日益繁荣。

基于香港社会的商业化特质，各行各业向来都愿意生产迎合各地需求的文化，电影业也同样如此。

在这样的现状下，电影很快成为在利益价值催生下的商品投入到消费市场，电影的文化价值面临将被消费社会摧残的困境。

对于香港电影来说，观众与票房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取决于香港的电影市场。一直以来，没有市场效益和观众需求的电影，一般导演并不敢轻易去接触。

年轻的影迷们的审美观念相差较大，且容易被一些更加新颖的元素吸引，但是独暴力、剥削、怪异的东西具有别样的魅力，在电影的画面中，如血腥、酷刑、怪诞性爱等各种感官效果，都含有商业色彩，其目的在于促进观众的消费心理。

在香港影视界，消费文化的出现使观众增加对大众文化娱乐性和欲望化的追求，作为大众文化代表之一的电影，其文化价值随着观众的需求逐渐被追求经济效益的商品性取代。

电影观众的消费意识使电影向着娱乐、直观的影像特点发展。“以符号和影像为特征的后现代消费引起了艺术与生活、学术与通俗、文化与政治、神圣与世俗的消解”。

但这种消费文化趣味以及宽松的创作环境极容易滋生缺少价值指引的庸俗趣味，如彭浩翔的《维多利亚一号》《低俗喜剧》等影片中血腥的杀人场面以及毫不隐晦的低级色情的出现印证了这一历史因素及商业化环境对新生代导演创作者的影响。

在影像中心的的创作环境中，商业电影的娱乐化和欲望性不断加码，去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和窥视欲，这使得电影创作失去了其本体价值，陷入对艺术的误区。

由此带来的后果则是各种冲击道德底线的低级趣味和缺乏文化深度的整合型商业化电影。电影复制电影，视觉取代思想的商业电影成为香港电影发展的主要障碍。

有影评人曾评价这个时期的香港电影：“将影片当做笑话，完全是可以的。”但是在这些粗制滥造的大量“劣质片”中，透露出的情感也是更为直接和充满野性的。后现代主义者称：“反讽是当今社会我们都要面对的共同命运，我们只能乐在其中。”

或许他们也没想到，在后来发展的香港电影中，文化的缺乏致使个体其实很难在电影中寻找身份认同，生存的困境和精神的焦虑在电影中被隐藏，情感和思想的表达渐被疏离，不可复制的“港味”文化悄然演变。

消费者出于消费情绪走进电影院，期待电影能够带给自身审美体验，消解在现实中的压力，使得电影在传播文化的同时还需兼顾构建“乌托邦”的角色。

但矛盾的是电影工业的发展也需要经济的支持，这致使电影创作者在进行艺术创作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抉择——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

消费文化使娱乐性在香港电影中泛滥的势头不可遏制，文化价值在电影中怎样体现成为突破香港电影界困境的关键所在，但是无论是从电影的本体性出发，还是文化价值出发，电影还是需要回归理性，创造出既具思想深度又不失人文关怀的好作品。

在刺激与疯狂中渐衍生出的荒诞叙事既具有荒谬的表面又含有理性的实质内核。

不管观众的品味庸俗与否，各阶段的观众都会被一定时期的香港电影的基本魅力所吸引，比如讲故事的方式、人物情绪的烘托等等，这些都是通过艺术技巧制造出来的，即娱乐的艺术。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本体，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使命。在这个时期的影视环境中彭浩翔黑色幽默电影的荒诞叙事的生成为电影界提供了另一种思维，它即可以寻回属于电影艺术的文化关怀，同时也可以帮助观众去解决在现实环境中无法释放的焦虑与压力，给观众提供了在生存中面临的问题的解释和解决办法，即具理性又不失文化深度的艺术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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