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叙事的生成，主要依托于现实，传达出更多重要的理念

电影作为集历史与文化于一身的融合体，是现实社会的一种镜像产品，影现出某个时期社会历史变迁下个体的生存状态。

彭浩翔电影中荒诞叙事的生成与他所处的香港社会的真实现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也与香港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后，香港与内地在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上日现差异，本土意识的形成是香港人与内地人在身份认同方面产生真正区隔的关键所在。

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迅速融入进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生活方式不断西化，人权意识与法治建设不断完善，加上粤语的使用，香港人的本土认同迅速发展。

香港的回归虽然是祖国失地成功收复的结果，但是香港人的自我身份认同却并没有随之建构。

香港的回归对于这段时期的香港人来说，带来的更多的对社会文化或会丧失的恐慌和自我身份的无所适从，文化的本土化使得香港人排斥内地文化，害怕他者文化影响本土文化，破坏个体原有记忆的身份认同，所以国人的身份作为外来者的代表，其文化同样被香港人视为我者文化的他者。

文化的本土化加强了本土的主体性，强烈的港人身份使个体对于回归后的新身份充满了抗拒和恐慌，同样面对香港的回归，身份认同给香港人也带来了诸多困惑，对于突然出现的"中国人"的称谓。

个体在没有建构过程的情况下难以与新的特定社群联系起来，群体秩序在这个地区起不到在内地时的效果，究其原因还是香港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特殊结果。

在殖民政府统治期间，香港通过维系资本主义经济得以繁荣发展，从而使香港形成了本土意识，加之英式教育的渗透以及殖民政府廉政公署的成立，使港人逐渐认同殖民文化，并渗入本土文化之中，与内地文化日渐疏离。

随着香港的回归，香港人对于自我身份的确立变成了突出问题，从殖民身份到后来形成的自己独特的本土身份再到回归后的国人身份，自身与外界关系的快速转变使得较大一部分香港人的心理变得焦虑，民众的心态彻底陷入身份的迷茫和无措。

电影作为现实生活的映像，其中的每个角色的塑造都与现实的生活经验息息相关，是凝聚社会经验的独立个体。在香港回归之前，大多香港电影都着重塑造一些本土小人物形象，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有着坚韧的意志和决心反抗恶势力以实现"平民英雄"的梦想。

自回归之后，香港影视界的电影风格出现了较大变化，在面对香港人消极情绪以及结合自身感受的综合情况下，彭浩翔在电影创作时与个体的真实生活发生对接，进而构建出观众的的主体意识。

更多的将内地文化区别于“自我文化”的其他电影创作者们的作品中不仅出现了诸多双重身份的主人公，同时也出现了一种另类的“他者”——内地移民，而他们多以流浪者、打工人、妓女等城市边缘人物为主。

这些人物形象塑造则是近代内地移民在香港人意识中的深刻印象，同时也反映出了这段时期香港人对自我身份的优越感，创作者通过塑造这一个又一个的"他者"形象，间接影射了香港人焦虑的真实心理。

其实回归后，香港人普遍面临的问题就是身份重建和社会地位的重构，尽管他们生存的空间并没有发生改变，但实质上是游离于中国社会之外的，虽然百年之前它本就是中华的一部分，但是同样百年的时间已经足够改变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

新的身份不仅要面对新的政治结构，更重要的是脱离中国百年的香港并没有对于家国文化的拥护，在香港人的主体意识中他们或将远离自己所熟悉的文化、习惯甚至语言，各种对于未知的恐惧迎面袭来，促使绝大多数香港人产生了迷茫、彷徨的疏离心态。

面对不可避免的身份转变和日渐焦虑疏离心态，在“后九七”的香港电影中，香港人由于这一历史变迁所带来的心理焦虑随之影射其中。

面对个体身份认同的突出问题，彭浩翔在其影响下的电影作品对荒诞叙事的选择使影片脱离了无谓的悲苦，进而转向更实质的核心问题，在反映香港现实社会问题的同时，用戏谑的方式消解个体的沉重，以荒诞的方式帮助个体完成身份认同的构建。

黑格尔曾说，每种文化，每个历史时期以及与它相适应的那个社会，都是一个结构严密的整体，都受其"内在精神"的制约。个体的焦虑促使创作者更多的关心现实生活，进而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其创作中的无意识构成了荒诞叙事生成的关键因素。

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需要一套特殊的价值体系维系群体中个体的存在。当一个社会的群体意识开始出现，社群中的成员便会更多的关注自身对社群的义务，也较乐意为了这个群体奉献和牺牲自我，而这种群体意识则可以凝聚社群成员使之更好的完成自我的身份认同。

在英国殖民政府的统治下，法制、自由一直以来都是香港社会所信奉的核心价值观，这个观念自英国政府接手香港后慢慢渗入香港本地，为香港后几十年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提供了重要保障。

自移民风开始兴起，具有经商头脑的上海人为香港带来了技术、资金和人才，促使吸收了西方文化的香港文化又融入传统文化，崇尚文化自由的香港人价值观不断受到冲击，使之变得较为复杂起来。

虽然在文化方面，香港人能够很好的融合多方文化，但是，外来文化的道德观念的冲击还是改变了香港人的价值观。

直到在九七回归之前，香港曾多次发生政治运动，西方的荒诞思潮诞生是伴随着战争的硝烟，但是在香港的无形的"战争"中，精神内伤的带来的痛苦，不亚于身体上受到的伤害。

“六七反英抗暴”运动、“文革”、金融危机以及一直以来殖民政府对于殖民统治和政治话语的过度美化，使得香港人对国家认同上存在障碍。

同时内地"文革"的特殊历史时期致使香港在回归之前未与内地达成共识，香港民众出现了排斥和抵触的情绪，而英国殖民政府对香港地区的放任政策也让部分香港人稍有心里落差，这些都使香港人处于对社会的不信任和对生活的无助感的阴影中。

金融危机爆发后，香港的单一经济结构引发经济地位的迅速下滑，贫富差距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在香港日益凸显，楼市崩盘、通货膨胀、失业率高居不下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使香港社会民众对于政府的认同感趋向下降，社会乱象与政治困局笼罩在香港上空，潜藏在民众心理的深层价值观被破坏，整个香港社会在此时被埋下了异化和荒诞的种子。

自六十年代后香港的经济体系就以工商业为主，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迅速崛起，物质的享受成为大多数香港人追求的生活目标。

直到1980年以后，香港人的价值观彻底发生转变，表现最为明显的地方体现在香港电影的娱乐化，赌博、游戏、色情等诸多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元素出现在影视作品当中，如彭浩翔《买凶拍人》因金融危机主动谈生意的杀手。

金融危机的爆发，将繁荣的景象瞬间化为虚无，贫富差距逐渐开始拉大，民众通过“街头政治”等多种方式传达自身对香港社会经济的不满，一时维系和巩固群体秩序的价值观崩溃，整个香港陷入巨大的恐慌。

任何电影的创作与当代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政治形态的转变继而影响电影的主流价值观。当固有的价值观受到了威胁，政府失去民众的信任，反传统反理性的后现代主义便逐渐成为如以彭浩翔为代表的亲身经历这一特殊时期电影创作者们审视历史的表达工具。

杰姆逊曾指出，艺术的真实就在于或真或假、或虚或实的镜像展现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现象，通过这种乌托邦式的创楚，痛斥腐朽的现实世界。

电影导演们在影视作品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乌托邦"来逃避现实处境，通过塑造具有消解、颠覆的形象来表达自己对荒诞社会的不满，用荒诞的影像解构沉重而压抑的历史，还原当世乱象下的异化的本质，让观众通过对电影中"镜我"的评判，思考"本我"的困局，进而对民族的未来发起追问。

当深层的价值观遭受破坏，物欲化和反理性融为一体，彭浩翔黑色幽默电影对于荒诞叙事的选择在影视作品创作中就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和视觉的革新，更是一种思想上的突破，能够传达某种特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通过荒诞叙事的形式传递的信息或将更可能与观众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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