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前卫！这是他最被低估的片子...

香港有个很怪的大导演，叫徐克。

不似陈可辛的精怪，没有王家卫的奇怪，更少王晶的鬼怪，徐克是古怪。

徐克的怪里，“邪”是变幻莫测气质，“古”是从不动摇的内核。

从他过往的作品可以发现，他的天马行空大多挣脱不了古典的考据。

他的电影就像一本落尘的野史，字句之间闪动着点点烁光。

他乐于从一些传唱已久的故事里翻找出更别致的东西。

不惜犯险，忤逆金庸，解构了《笑傲江湖》里东方不败的性别政治。

把“白蛇传”的视角偏移到了《青蛇》，让青蛇与法海斗情。

更甚，把《倩女幽魂》里的阴森变成了幽怨。

大胆行径下，徐克并非动摇传奇背后的根基，而是勾连起了现代与过往的内核，让这些故事得以重生。

于是，每每翻看徐克早期电影，总觉得那故事里有千层意思，万种情愫。

例如，最被低估的《梁祝》。

不难发现，传世的民间故事里，广为流传的大多是情爱故事。

徐克的电影相当看重故事发生的时代。

《梁祝》的故事发生于东晋，胡人进攻，汉人南渡求生，士族没落，汉人地位一落千丈，但仍不肯放下汉人的矜贵。

于是，门第观念加重，用联姻和亲来稳固地位。

这种时代背景，大多改编会将其简单淡化为一个背景板，但徐克在电影中处处强调这个时代背景的卑劣。

哪怕电影前半段的轻快，也大多是讽刺这些荒唐。

祝父身为大官，心系的不是百姓国运，手里攥的是最新的士族亲系表，看重的是脸上抹的是什么脂粉丹药。

东晋时期，“五石散”风靡，人人求美，脸涂铅粉，反而让脸上更加溃烂丑陋。

为了求美，反而适得其反，《梁祝》之中，祝父那个发黑的脸应和着其中的讽刺。

而求美的另一层意思是遮丑。

祝英台厌恶父亲涂脸，本身就是对祝父虚伪行为的厌恶。

她不想踏入父亲所谓的虚假世界，但最后婚嫁，祝父硬生生让下人往祝英台脸上涂抹厚厚的脂粉，正是对祝英台本真的践踏。

祝英台初到学院贡献了整部电影最多的笑料，这些笑料看似轻巧，实则沉重。

祝英台第一天上课，询问夫子自己的位置，夫子上一句念着诗句，下一句就盘问着祝英台的家境。

坐车来就做最后一排，马车的话往前三排，有随从仆人再往前三排，和院长夫人同吃同住，挤掉别人的位置，坐在最前排——离最后一排的梁山伯越来越远。

一个座位的安排无形之中，早早预示了梁祝二人的身份差距。

之后学院考试，随从们躲在门外给屋内的学生扔答案，夫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头来，他只抓新来的祝英台来树立自己的威风。

祝英台被责骂，被赶出书院的却是打掩护的梁山伯，哪怕梁山伯没有作弊，夫子也能攒出个理由撵走他。

祝家管家上前求饶，不停强调，“我们坐的是两辆马车三匹马”，这才给梁祝二人解了围。

学院本该是清雅之处，却早早沾了铜臭气，势利的贵公子更多人抬举，没钱的穷书生只能做杂役。

这里熏陶出的只能是更多像祝父之类的人。

学堂如此，家中更是如此。

祝英台面对的不仅是祝父等人构建的崩坏世界，还有祝母时刻的压抑约束。

祝母勒令祝英台的脚上绑上绳子，意为矫正祝英台的规矩，约束她的行为。

祝英台的一举一动都是被祝母操纵的，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当她遇到障碍时，第一反应是询问祝母的意思。

其实，“选择”这个命题在《梁祝》中时常出现。

因为徐克并不想将梁祝二人的感情简化为荷尔蒙的冲动，他时刻提醒着梁祝二人对于选择的慎重，以此凸显二人感情的真挚。

梁山伯知道自己会被撵出书院，也要夜里去书房时，祝英台问他知道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梁山伯回应：

有时候，应该做不应该做两者总得有个选择。

选择意味着，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和意识，他们知道危险，知道代价。

一切的转折点全部在于那个“选择”。

梁祝二人选择跨越阶级隔阂，也选择拨开性别迷雾。

电影《梁祝》里，徐克大胆摸索性别意识的界限，实验性地加入了一个角色，亭望春。

亭望春喜欢梁山伯，梁山伯对此反感至极，觉得这是“虚”，是不应该存在。

他将自己对亭望春的反感归咎于性别的不同，直到他遇到了女扮男装的祝英台。

梁山伯不断自问和怀疑，他求教当年也曾爱上过同学的大师，大师没有提点太多，只是大师的法名已经道尽了一切——若虚。

虚，是同性之爱，实，是男女之欢。

虚实之间，性别的纠结下，更见证了情的真假，梳理了角色的自我选择。

而这种性别让位于情爱的设置，徐克不止一次讲述过，比如《笑傲江湖》里的红衣东方不败。

梁山伯对于性别界限的忌惮，实则是恐惧父权的威严。

父权统治捍卫着男性的主导位置，当梁山伯偏离了性别的位置，又跨越了阶级的位置时，也意味着他完成了父权的两重反叛。

《梁祝》虽然是部商业片，但其对于父权的森严描述淋漓尽致，处处细致。

当梁祝情事暴露，祝家第一件事责罚下人，理由是下人没有看好祝英台，铸成大错。

问题是，下人没有能力去阻挡祝英台，更没有办法阻挡祝家抉择，于是，他们就只能成为发泄的蝼蚁，示威的警告。

当管家被打，侍女小灵子恐惧地说，“小姐，下个是我了，我好怕”，祝英台没有说话，她体会不到小灵子的恐惧。

因为阶级身份让她看不到下层的苦楚。

之后，小灵子看到梁祝二人相遇时，第一个反应是跪下求饶。

她知道自己轻贱的命无形中卷进了这场悲剧之中，她比祝英台更加可怜。

她不仅没办法决定自己的命运，甚至，还要成为他人命运的垫脚石，她只能求饶，甚至她不知道自己的错在哪儿，饶恕什么。

梁山伯和小灵子一样是底层身份，他有反抗的意识，却无反抗的能力。

梁山伯恨自己不能多几年时间，奋发图强考上大官。

而出身官宦之家的祝英台，早就看清了官场的行事法则，冷冷地摆清了现实，清高的读书远远比不上世代宗族根基，这不是时间的问题，也不是能力的问题。

祝父派下人殴打梁山伯，下人提醒，梁山伯是个县令，祝父不屑，“县令算什么，跟士族一点关系都没有。”

森严的等级之下，梁山伯经受比小灵子更惨痛的殴打。

一层层之下，梁山伯已经被父权折磨到生命垂危，而完成碾压最后一击的，正是曾被父权折磨的祝母。

在细枝末节处可以推导出，祝母原来也曾女扮男装进了学堂，当年若虚爱上的那个同学正是祝母。

只不过，祝母最后选择了另一条路，丢下了自己的姓氏“单”，成为上虞祝家的当家主母，事事都以祝父为尊。

她忘记了自己本来的样子，唯一记得的只有旧相识若虚。

可以说，祝母就是嫁给了马文才的祝英台。

当祝英台面临了当年祝母的选择时，意味着提醒着祝母过去的一切再次重演，她重新面临了一个新的“选择”。

可彼时的她早已被父权社会同化，成为忠诚的捍卫者，于是她再次选择了投降。

祝母作为一个向父权屈从妥协的人，往往也是戕害反抗者最重的那个人。

正因为她经历过，她更知道该如何杀死爱情，她深谙其中的柔软之处，于是施加更重的痛击。

梁山伯生命垂危之际，祝母逼迫梁山伯写绝情信，并冷言指责梁山伯的无知愚蠢。

祝母将一切的罪责转嫁给所有不顺从的人，转嫁给时代，为自己的软弱和虚伪找理由。

而梁山伯看透了她的虚妄，说道：

你不过是在自怨自艾。

祝母震惊之下，更不愿相信，她必须坚定自己所信的，否则就意味着否定了之前的所有，只能继续欺骗下去。

梁山伯的死，促成了祝英台最后的反抗，她用裹在嫁衣里的丧服完成最后的抗争。

这个爱情的悲剧之处恰在于此，父权最终还是碾死了他们，他们用生死证明了爱情，却最终以失败告终。

父权的阴霾始终未曾散去，正如徐克在故事中特意设立了一个情节，让马文才始终没有出现。

《梁祝》里，马文才虽然是一个从没出现的人物，但能感觉到他无时不在。

他决定了祝英台应该去书院，配得上马家。

也决定了祝英台早点回来成亲。

他的权势决定了祝家一家人战战兢兢，趋炎附势......

而对于梁山伯，他更是不用出面，只是三天的纳吉礼，就让梁山伯退让一边。

在这场爱情悲剧中，他是欺压在祝父之上更大的主宰者，他不用出现，就已经造成悲剧的诞生。

徐克有意如此，是为了抽象化马文才这个角色背后庞大而腐朽的封建制度，对父权进行更深刻的抨击与唾骂。

讽刺的是，徐克有意凸显的一面，如今被一层层地剥离践踏。

《剑蝶》《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作品故意美化马文才，改编成烂俗的三角恋，引得有人为马文才叫屈。

甚至现在，多少人在网络上对梁祝情表达不满，认为“祝英台就应该找门当户对的马文才”“梁山伯就是凤凰男”……

千百年冲破的门第阶级，如今在被一些人一砖一瓦地垒起来，筑建的越发牢固。

电影《梁祝》里，若虚大师劝祝母收手，以鲤鱼做比，让祝母放梁祝远走高飞。

祝母回答说他们无法适应外界规则、会死的，囚在池塘中是唯一生路。

而若虚大师的回答是：

世上根本不应该有池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