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鲁迅经典小说改编，曾经银幕上的经典

鲁迅经典小说电影改编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现止于2011年，虽涉及具体作品不多，却在发展过程中显现出鲜明时代特征。

“十七年时期”《祝福》电影改编的一枝独秀、功能至上，到八十年代《阿Q正传》《药》《伤逝》等电影改编的忠于原著、勇于表达，再到九十年代《铸剑》电影改编的大刀阔斧、曲艺绵长，这与经典小说电影改编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

《祝福》是鲁迅经典小说电影改编的开篇之作，是为鲁迅经典小说电影改编发展的开端。从创作时代、创作意图、创作过程、创作影响四个方面来看，这部“一枝独秀”的鲁迅经典小说电影改编的开山之作都展现出了“功能至上”的突出特点。

《祝福》创作于1956年，回到1956年的现实语境中，国内政治形势、经济模式、文化样式“旗帜鲜明”。

与此同时，1956年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具有重要时间节点意义，这一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中国人对于历史时间的概念比以往的任何时段都更为强烈。

正如影版《祝福》将故事的时空背景设定为“辛亥革命前后”，顾名思义有“古今对照、忆苦思甜”的意味，对此导演夏衍解释“我总觉得今天的青年人应该了解过去的那个悲痛的时代，但只应该为了这个时代的一去不复返而感到庆幸，而不必再为这些过去了的人物的遭际而感到沉重和悲哀。

也就是说，电影《祝福》的诞生年代注定了它的使命——服务于身处的时代，服务于政治。电影《祝福》的制作是一项被要求完成的“任务”，甚至其上映日期都是被规定的。

在创作过程中，各个制作环节的开展也都被文艺相关部门帮助“扶持”着。如“转场”事件的发生、“赴苏实践团”的回归。

电影《祝福》原定于由上海制片厂摄制，在选景阶段中桑弧接到“转厂”通知，电影摄制改为北京电影制片厂负责，这一改变决定了影片《祝福》现实意义和最终呈现形式，桑孤要求摄制组的全体成员，“在局、厂的领导和支持下，发挥高度的创作热情和政治责任感，克服一切困难，为提前完成本片的制作任务争取在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献映而努力。”

因此，《祝福》电影改编注定是一项政治任务，这项政治任务展示着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电影产业发展的双向互动。

这种双向互动代表着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化电影产业发展的“把控”和文化电影产业发展对国家意识形态的“阐释”。20世纪50年代，中国电影产业进行了一次大变革，将上海在民国电影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分散到北京来，《祝福》的“转厂”正是变革的具体表现。

1951年，《武训传》遭到批判标志着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界展开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批判标志着民营电影公司摄制的影片与国家意识形态“期望”的文化产业发展状态格格不入，民营电影公司“缺乏领导”而存在、运行的弊端也更是日益显现。

1952年，私营电影制片公司走向国营，自此，全国电影制片事业转入完全国家化的道路。

有了思想引领还难以支撑中国电影产业走的更好更远，体制建设和技术指导更为重要，1953年，苏联电影部派出五人小组来到北京，协助中国议定电影事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电影开始“以苏联为榜样，建立健全了制片生产和事业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开始对整个电影体制进行全面的调整和建设”。

1954年6月，“以王阑西为团长的中国电影工作者访苏代表团赴苏访问考察，回国后呈报《电影工作者赴苏访问工作报告》，提出全面学习苏联电影事业及其它体制建设经验的计划和措施。”

同年，电影局组建赴苏实习团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实习。赴苏实践团来自于全国各个电影厂，实习回国后均留任于“新北影”且就职于影片《祝福》制作的重要岗位，“这部彩色故事片的摄制自然成为了中国电影界赴苏实习成果的一次重要技术实践和艺术检验。”

而《祝福》的制作过程也反映着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电影产业的互动带来的“前所未有”的阐释空间。

有学者将《祝福》的摄制称为“一场计划周密的大规模生产过程”，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模式水乳交融，行政力量的加持使《祝福》在摄制过程中更好、更充分的调动、利用资源，比如在“祥林嫂风中寻阿毛”镜头的拍摄中，摄制组“为了这凛冽的秋风，特地借来一架小型飞机帮助刮风”，给予《祝福》更丰富的制作空间。

因此，《祝福》的电影改编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形象阐释与形象输出提供契机，这正是影片《祝福》的功能性所在，具体表现在诠释“鲁迅的”“民族的”、诠释“阶级情感”。

相比于原著中并不剑拔弩张的人物关系，影版《祝福》中建立的阶级群体的划分是其影片功能性的一大表现，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也是在电影创作时期的社会现实矛盾，“祥林嫂砍门槛”这一明显改动隐喻着现实的政治选择，也成为电影《祝福》“功能之上”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所在。

区别于其他几部鲁迅经典小说电影改编作品，电影《祝福》是特殊历史时期、特殊历史条件下所缔造的产物，代表着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初心和奋斗方向，电影改编过程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文艺政策息息相关，阐释文艺方针下的鲁迅、阐释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情、阐释社会现实下突出的阶级矛盾，可谓“一枝独秀、功能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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