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兰式境遇”，丧失女性独有的性别特质，使女性陷于身份困境

2016年，伴随着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在国家层面宣告了独生子女时代的结束。回看独生子女政策实施的近30年时间里，除了在控制国内人口增长取得一定成效之外。

独生子女政策还对人们的家庭观念以及子女培养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独生子女政策打破了长久以来人们对儿女满堂的向往，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传统生育观念中的男孩偏好。

在独生女家庭中，父母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唯一的女儿身上，这就使得女儿们不用再与兄弟们争夺父母的关爱与成长资源，女儿在家庭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也因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独生女一代也因此拥有了现代女性意识觉醒得天独厚的条件。

其次，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社会劳动分工模式、社会思想观念的发展，当女儿们也能够通过受教育、就业来养活自己时，父母对女儿们的偏见也随之减少，进而对女儿的培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但独生子女的父母对于如何养育一个独生女、如何看待女儿的社会性别、如何培养她的性别气质这些问题上，仍然充满了矛盾和折衷。在当下快节奏、高竞争的社会环境下，父母们一方面希望女儿能够像男孩一样拼搏、积极的参与到社会竞争中。

另一方面，又不敢彻底脱离传统的性别模式，仍旧教导女儿要像个“女人”那样去生活。在父母这样矛盾观点下成长起来的独生女们，在性格上也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性。如果说“花木兰式境遇”是现代女性共同面临的性别和自我困境。

那么，自小在“谁说女子不如男”、“男女都一样”的家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独生女，更是“现代花木兰”的典型代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同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大都是由男性推动、自上而下进行的。这就使得女性少了一点对自身命运的自主性与反思性。

而由男性的领导的妇女解放的缺陷在于：强调男女性别上的无差别公平，忽略了对女性作为一个独立性别群体的特性。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女都一样”、“不爱红妆爱武装”等“去性别化”的时代口号下。

当代中国妇女虽然获准了分享话语的权力，但她们却在文化中失去性别身份与其话语的性别身份，“在她们真实地参与历史的同时，女性的主体身份消失在一个非性别化的（确切地说是男性的）假面背后。”

这种现象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产电影中女性形象塑造的影响在于：女性被塑造成无性别或者男性化特征明显的个人。从六七十年代“铁姑娘“、”女战士”形象、到最近十年银幕中出现的“女汉子”形象，再到近年来的独生女形象。

女性被按照男性的“标准”来塑造、彷佛只有具备男性品质，才算是成功的女性。在这其中，独生女的“花木兰困境”表现为：出生伊始遭受未言明的“男孩偏好”歧视，逃避不了与“不可见的兄弟”作比较的无奈命运，被忽略的女性成长诉求等等。

而独生女“花木兰困境”产生的深层原因在于：在男性统治社会，女性被周围人无意识钦羡的男性气质渴求所包裹，以至于对女性身份产生拒绝，企图逃进男性角色的幻想中，“做一个男人”。然而女性身体以及女性的生活体验又在时刻提醒她是个女人。

在女性身份与男性气质渴望的矛盾冲突中，现代女性陷入“花木兰困境”之中无法解脱。在独生女成长过程中，父母把本来寄托在儿子身上的期望全都转向了女儿身上，首先体现为给女儿更加中性甚至男性化命名方式。

如电影《送我上青云》中的“盛男”、《找到你》中的“李捷”、《春潮》中的“郭建波”等等。而在对女儿的性格及行为的培养中父母们则显得矛盾犹豫的多。

一方面对女儿抱有极大的期待，另一方面又受性别刻板印象影响，认为女儿就是不如儿子优秀，因而降低对女儿的要求，如《七月与安生》中七月父母对七月“稳定”的要求；《过春天》中阿兰对佩佩“生为女孩子”的低要求；

《血观音》中棠夫人对棠真和棠宁女性价值的否定等等。于是，承担了家庭全部希望、却又被处处贬低的独生女们，迫切的想要通过“成功”来证明自身价值，但在这个过程中，强势与独立的性格的底色，使其不自觉地披上“男性的假面”来证明“谁说女子不如男”。

如《送我上青云》中的盛男，优渥的家庭条件使得她从小在物质上富足，但作为独生女，父母对她的高要求使她在成长过程中一直精神上害怕自己犯错，甚至觉得生病也是自己的错。而与无知的母亲以及出轨的父亲之间的精神隔阂，使得她早早的离开了这个家并养成了独立、自主又强硬的性格。

影片一开场便是盛男“荒山武斗精神病”，接下来提醒路人注意钱包被“飞贼”打趴在地；脸上带着伤欲找父亲借钱看病时，父亲的一句“又打架了？赢了输了？赢了就好。”

直接暗示了在过去的时间里，盛男好斗、坚强的性格。而当债台高筑的父亲反过来向盛男借钱，言辞灼灼的说要支持“小三”的事业时，盛男彻底发怒把带给父亲的礼物烧毁。

而当盛男为了凑集巨额手术费，不得不违心为企业家父亲写自传时，在工作过程中，她并没有表现出女性的温柔态度，更不会以向男人示弱的方式获得帮助，耿直、独立、强硬的性格使她区别于传统女性的柔弱与无力。

电影《春潮》中同样身为记者、拥有中性化姓名的独生女郭建波，也与盛男有着相似的性格特征及生命体验。她性格独立强硬、甚至有些偏激。影片开场，郭建波去学校调查“性侵儿童”事件后，来到警局采证，面对拒不承认还扬言是“学生自愿”的男老师，郭建波怒而扇其耳光。

回到家看到母亲和一群人在狭窄的屋子里吵闹练歌。她心烦的抽烟，却被母亲责骂，于是她把报复性的把烟头摁灭在做好的面食上，并故意放水，逼走人群。

当被单位领导警告不要“搞事情”并暗示她通过潜规则来“搞定”客户时，郭建波面露不屑，并在后面戏弄了该客户以示反抗。

作为一个“非女性化”、中性化、甚至男性化的中年女性形象，“盛男和郭建波们”的困境体现在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下，把自己当成男性，并按照男性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而不是以女性特质来处理家庭及工作中的矛盾。而这样的结果是，丧失女性独有的性别特质，在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角色的冲突中，女性陷于自身身份确认的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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