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满喜剧系列电影，在营构情境上，着重展现人物性格推动故事情节

情境”这一美学概念最早在十八世纪由法国著名戏剧理论家狄德罗提出，后经由黑格尔发展界定为艺术创作的重要环节。由此可见，情境的建构对于展现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有重要作用。

而融合了电影类型的“喜剧情境”一般指的是需要在喜剧中建构笑的情绪堤坝，为“笑”的最终爆发造势。它通常是指喜剧角色所面临的某种处境，是导演为了制造喜剧性的笑而有意设置的一种“情势”，因而他也成为喜剧艺术构思的核心。

总的来说，“喜剧情境，就是人物置身其中并被激发喜剧效果的场景，由于误会、巧合或夸张、对照，喜剧人物陷于一个尴尬的局面之中，并与其中的若干人物结成怪异荒唐的关系，由此衍生一系列滑稽可笑的动作，产生出喜剧效果，使人感到悖离的妙趣，夸张的欢悦。”

阿满喜剧系列电影从寅次郎系列电影、卓别林电影以及我国传统的喜剧情境中汲取营养，以性格为基础，以情节为纽带推动故事的发展，使得故事充满戏剧性。这一美学特征亦符合中国的传统审美心理与审美倾向，在营构喜剧情境上，以巧合和重复为手段，在表现喜剧效果上发挥重要作用。

喜剧情境首先具有“假定性”，要求超越现实逻辑与理性逻辑，需要创作者在遵循现实生活的逻辑基础上，开展想象对事物进行超越现实的提升。

“假定性”是喜剧的天然元素，如果喜剧的一切逻辑发展都遵照现实逻辑发展，电影世界中便不存在那么多现实中不常见的巧合和重复了。

巧合手段的使用主要使一些原本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在合理地安排中产生交集和纠葛，制造出强烈的戏剧化矛盾和冲突、以及悬念迭出的喜剧效果。

在阿满喜剧系列中，经常将不同的故事线索，几类人物的纠葛与冲突集中到一个巧合的时间点上，如《丈夫的秘密》中的工人黄阿满加入治安联防大队，维护治安安全，妻子出于安全考虑不愿意他加入治安联防大队，这是一对显著的人物矛盾。

他瞒着妻子，秘密地执行保护任务，跟踪街头的少女，这一行为被妻子刚好目睹。妻子看他鬼鬼祟祟跟踪在女性的背后，由此产生误会。

这样的处理就是将所有纠葛与冲突置入一个时间点上，虽然人为干预且戏剧安排的痕迹较重，但却是最能制造喜剧效果的部分。

《想入非非》中的修脚工丁阿满，他正直且善良，比起其他系列中的阿满多了些傻气与天真，是最接近于“寅次郎”性格的人物。

扮演丁阿满的演员姚二嘎在外型上也与寅次郎有相似之处——小眼睛，宽大的脸，总是一副笑脸。

因为有惊人的饮酒天赋，他又恰巧被极需一名“陪酒专员”的钟科长所看见，因而从“修脚工”摇身一变成为了“陪酒专员”。

这种身份的转变就自带喜剧效果，面对从未接触过的环境，自然生发出许多矛盾与不协调。

重复是喜剧中常用的叙事手段，从简单到复杂，形式多种多样。重复的事件本身未必会带来滑稽与幽默，它甚至平淡无奇，但当它一而再、再而三出现，构成一组结构相似的动作段落，便显得可笑了。

简单的重复手法如人物表情的重复，阿满喜剧系列中惯用的滑稽表情——不停地抬眉扮丑，复杂的重复手法如人物、语言、剧情的重复。

如《愁眉笑脸》中何阿满因为粮仓容量不够，多次找镇里的钟主任反映升仓事宜，而钟主任办事拖拉、因循守旧，面对何阿满多次的请求，只会说：“容我考虑考虑、研究研究”。

《大惊小怪》中的不同场合里，都会出现一个姓氏一样、面目相似而身份各异的“钟科长”，他表面上秉公执法，实则道貌岸然、自私势利。

他是火车站的保安，他不认事实、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老实平民指认成倒票“黄牛”；他是招待所的接待员，便把入住考核弄得死板僵化，他对旅客的男女感情纠纷、私人关系，进行无意义的追问与调查，对于涉嫌违法的“拐卖妇女”行为，却不闻不问。

他是旅行团的领队，把旅行团管理得像“兵营”，在面对专业性问题时却一窍不通；他是铁路局的科长，对于旅客的投诉与反馈，答以连篇的空话、套话……

以重复的手段，塑造一个无处不在的人物具象，以体现蔓延在社会各领域的不正之风，富有想象力同时饱含喜剧情趣。

为了使原本不具有喜剧性的人物展露出令人发笑的一面，必须创造不平常的特殊情境让人物自我揭露，《丈夫的秘密》中黄阿满的隐瞒便是为建构喜剧情境作铺垫，《想入非非》中修脚工丁阿满“陪酒专员”的新身份亦是为建构喜剧情境作铺垫。

阿满喜剧通过把人物置于一个无法完全融入外部环境的身份中，让他不得不向其他人（对银幕内的角色）和观众（对银幕外）揭露自己，由此建构起喜剧情境，建构起笑的堤坝。

重要的是，通过巧合、重复等艺术手段建立起喜剧情境后，喜剧的人物只要在其中，就能够产生喜剧效果。

这类由人物性格与人物关系、客观环境构成的喜剧情境，虽然能产生喜剧效果，但人物性格在其中产生的喜剧效果却微乎其微。

换言之，代入情境的可以是任意一个“阿满”，也可以是任意一个无名路人甲，喜剧效果都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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